北凌绝顶——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

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被《纽约时报》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最终没能征服世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3人回到大本营受到热烈欢迎。图源：北京日报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惊叹于今人登顶速度越来越快的人们很少知道，借助当年登山队员们在岩壁上艰难打下的钢锥而架起的金属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者们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知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命运和极限挑战……

突击组行进在8400米地段。翁庆章供图

苏联登山界的建议

1957年1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知名登山运动员。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爬山队，以求在195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更早的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因此，我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峰的称谓。

邀请中国共同攀登高山，苏联人并非一时兴起。

监制徐克现场执导最后一镜

曾是我国第一支登山队运动员兼医生的翁庆章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只是，苏联本国的高山并不多，且都被运动员们登顶过，由此，他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邻邦——中国。

因苏联群众性登山活动都由工会系统管理，大型登山活动才归体委负责，195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苏联时，对方就提出希望到中国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那时，刚刚成立六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群众体育运动还算蓬勃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于是，1955年5月，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第二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翁庆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以及骨干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

史占春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跟那批参加培训的很多运动员一样，翁庆章原来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干系。他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偶然得知全国总工会在各行各业招募登山学员，大学时就爱好篮球、田径的他还以为只是一次“游山玩水”，兴高采烈报了名。26岁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报名，竟让他在几年后成了中国首征珠峰的亲历者。

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主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与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正是在这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才有了1957年的苏联来信。

来信经过层层批转，到了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桌上。蔡树藩与同事们讨论后认为，我方在运动员、资金、装备等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此外

许多年后，翁庆章在体委档案馆发现，“当年主管外事的陈毅、中央

珠峰

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工作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从日喀则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设尚不发达，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这300多千米说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通过。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到这里来。若要运物资，只能靠牲畜驮运。

按照计划，中苏合登珠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就得500匹牲口运上半个月左右。再加上登山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易？西藏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但为了支援中苏登山队，同时考虑到西藏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还是特批了几百万元经费。为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贺龙还特意写了条子给他的老部下、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请其尽力支援。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西藏这边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也准备动身了。侦察组一行20余人，除了运动员，还有气象、电台、医务等工作人员，此外，还包括3名苏方成员。考虑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合登珠峰一事对外还是保密的，神秘的侦察组对外一律称“国家体委参观团”。

1958年10月底，侦察组一行先乘军航到拉萨，又转汽车抵达日喀则。11月2日，日喀则以西初见雏形、尚未完工的简易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将近200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队伍中间是侦察组人员，前后则是

登山侦察这样的体育活动，为什么还要动用军队护送？翁庆章解释说，当时西藏还有匪情，为保证安全，西藏军区派了一个连外加一个火炮排。不仅如此，在北京时，体委还向总参谋部借用了一批枪支弹药。进山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考、医务人员，都要进行射击训练，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这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就在侦察组进山前一个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从日喀则返回拉萨的军车，导致16名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全部遇难牺牲。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临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险，殊不知，这些最早进山的开路者，竟还要提防流窜叛匪的威胁。

张译在片场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的绒布寺，一行人浩浩荡荡走了15天。所幸，途中虽听到过意外枪声，但最终有惊无险。侦察组成员很快忙碌起来，安营扎寨，分组上山侦察路线，建立大本营，架设无线电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动汽油发电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1月底，珠峰极寒的冬季来临，侦察组的任务基本完成，大部分队员离开珠峰，只留下气象组、水文组、电台组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继续在山区工作。那时，侦察组队员们还不知道，向他们热情告别的苏方人员，很快就要从自己主动提议的中苏合登珠峰活动中退出了。

叛乱与变卦

按照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1959年双方应共同到西藏试登。这年年初，中方全体人员率先抵达拉萨，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中训练。

此前，登山队已经由全国总工会划归国家体委。这次进藏前，体委任命了史占春担任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中国队队长，许竞任登山队中国队副队长。两人从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时起，就都是骨干人员。

成龙饰演的“攀登者”

1959年2月4日，当翁庆章随两人及最后一批登山装备、食品抵达拉萨当雄机场时，二次进藏的他立刻感觉到当地的局势比起1958年底

翁庆章回忆说，当时登山队住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交际处，后门距离军区大门大约

3月22日，占据布达拉宫的叛乱分子投降，解放军进入布达拉宫。由于解放军驻拉萨的人数有限，登山队民兵连还承担起了

1958年，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一行初次进入珠峰地区，进山公路已初见雏形。翁庆章供图。

“我们自己干！”

1959年10月20日，贺龙把体委副主任黄中、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原先的协议，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眼下要自己单独攀登，苏联显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国内目前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怎么办？贺龙提议：“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预算，我们给

1959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国家体委致函国家计委、外贸部申请70万美元外汇后，还是很快得到了

获此消息后，史占春很快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消息。那时的国际关系状况是，中苏走向决裂，苏印颇为友好，如今，中国、印度一北一南同时攀登珠峰，无疑是一场特殊的竞赛。

抱着争一口气的决心，1960年3月19日，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顺利抵达了一年半前侦察组选定的大本营营址。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当年的侦察组20余人艰难跋涉走了15天，这一次，沿着新修的公路，人数数十倍的登山队乘车只花了3天。

这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214人登山队中，运动员约

翁庆章此次担任医务组组长，攀登珠峰期间，大本营设立在5120米的高度，他则常驻在海拔

先遣组在观测。翁庆章供图

不管是气象组，还是医务组，他们的工作都是幕后的，但在翁庆章看来，奔波在前线、同属于运动员的运输队员，更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说，国外探险家登山时，常常雇佣当地民工帮忙运输帐篷、锅碗瓢盆、食品等保障物资，而中国此次登山队，承担运输任务的是登山运动员。运动员分成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后者每人常常负重

三次适应性行军

3月24日，珠峰大本营，史占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一起，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计划。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三次适应性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同时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运上去，以备正式攀登时使用。

第一次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

北坳顶部海拔高达7007米，坡度平均在

光滑的冰胡同没有支撑点，几个人就背靠“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另一边，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向上移动。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郭超人在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中写道：“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时，侦察小组终于到达北坳顶端，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为了让大部队更顺利地通过这条路，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前，许竞又带了一支修路队率先出发，刨台阶、拉绳索、挂金属梯……被他们平整过的北坳路线顺畅多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很快胜利完成。参加此次行军的77名运动员中，有40人都到达了7007米的北坳顶端，这在当时已是空前的世界纪录。

4月25日，身体状况良好的55名登山队员开始了第三次行军。短短几天，登山队就攀上了北坳顶部。这天是4月29日中午，正当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山脊继续向前时，晴空万里的北坳上空突然起了风暴，狂风呼啸，队员们匍匐在地才能不被刮走。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结果刚拉开帐篷四角，连人带帐篷几乎要一起被刮下山去，吓得队员赶紧撒手让帐篷随风飞走。这时还是白昼，可不到两个小时，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与大本营联系的报话机也因气温太低发生了故障。队员刘连满等人在冰坡上发现了一条冰裂缝可以站人，大家进去躲了几个小时，才熬过了风暴最猛烈的时段。

当晚，登山队好不容易走到一处稍微平整的地方，设法修好了报话机，联系大本营得知“天气突变，后天转好”。于是，史占春决定全队休息一天，5月1日继续前进。5月1日果然天气晴朗，登山队从海拔7400米处出发，下午6点多终于到了新的高度——海拔7600米。可是，前几天的大风冻伤，加上连续攀登中的高山反应，此时此刻，能够继续向上攀登的运动员已经不多了。最终，5月3日，许竞、贡布、石竞、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则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第三次高山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然而，这次行动损失也不小。第二次行军时，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发生严重缺氧反应，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

导演李仁港片场与章子怡交流

“不惜一切代价”

在沮丧、焦急的情绪中，传来了北京的命令。据说，访问缅甸后刚回到昆明的

珠峰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的各种仪表不停运转。终于，工作人员等来了好消息，5月下旬前几天珠峰山区将出现当年最后一次持续几天的好天气。错过这一次，就是大雪纷飞、能见度极低的漫长雨季。

5月13日，大本营召开会议部署正式突击主峰。原本具备登顶实力和技术的主力队员、骨干运输队员不少都冻伤了，只能重新选拔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经验丰富的刘连满和“轻伤不下火线”的藏族队员贡布，伐木工人出身的屈银华等10人承担最后的关键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海拔8500米高度。

5月17日北京时间9点半，隆重的誓师大会后，4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高20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轻装出发。翁庆章至今记得，出发前王富洲到医务室向他告别，只说了一句话：“我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抱着这样的决心，经过几天艰苦而快速的行军，5月23日下午2点，许竞一行四人顺利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几个人支起帐篷略作休整，当晚，屈银华等10名运输队员背着氧气、摄影机等设备也赶到了。那时，因为无线设备在途中意外摔掉，突击小组与大本营几乎失联，只能看到

尽管如此，所有人都是义无反顾地向前。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其余9名运输队员则返回8100米营地休息。不料，24日早上刚走出帐篷大约10米，组长许竞就倒下了。从登山队进山至今，他一直负责开路，体力消耗实在太多了。无奈，组员们只好把许竞扶进帐篷休息，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运输队员屈银华临危受命，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气实在太稀薄，四个人从17日连续攀登至今，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只能一步一挪地缓慢前行。大约2个小时后，四人才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处。

“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

王富洲一行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中上部。面对4米多高的岩壁，刘连满用尽全身的力量尝试攀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四个人着急得不行，终于，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他主动蹲下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屈银华先上，他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两足脚趾和双足跟就被彻底冻坏只能切除……蹲下当“人梯”的刘连满同样不容易，这样的高度，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刘连满却要用身体托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足足坚持一个多小时，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借助刘连满的高度，抓着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第一个爬上了“第二台阶”顶部。紧接着，刘连满又把贡布、王富洲先后顶了上去。最后，上面的三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此时，时间已是下午5时，平原地区或许不起眼的4米多岩壁，竟然耗费了他们三个多小时。

来不及歇息，片刻后四个人继续结组前进。这时，长时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虚弱了，一连摔倒了好几回。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后，他挣扎再三还是没爬起来，其余三人只能将他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准备回程时再来接他。

安顿好刘连满，已经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由于时差的存在，珠峰上还有光亮，但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此前，中国登山队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前进？后退？还是原地休息？与大本营失联的三个人没有考虑太久，想到之前的天气预报说25日天气将变坏，很快取得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时机！

凌晨登顶

1960年5月24日夜里，点点星光映着雪光的珠峰高处，贡布打头，屈银华第二个，王富洲最后，三个黑影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进……

没有人留下这一幕的任何影像资料，今天的我们也无法想象，缺氧、寒冷、饥饿、干渴、无光的情况下，处于极限负荷的三位运动员到底是怎么抵达顶峰的，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只有亲历者若干年后的回忆片段。

2010年，贡布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忆相当平静，他说：“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两三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贡布所说的“半夜两三点”，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距离他们前一天早上从8500米营地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9个小时。将近一昼夜的连续攀爬中，三个人不曾补充一点食物。或许是体力消耗到了极限，登上顶峰的三个人竟然都没有过于激动，贡布回忆“当时我们也说不出话来，嗓子都是哑的，没哭，只是觉得高兴”，屈银华只感觉“我们完成任务了，可以下去了”，王富洲说“想不了这么多，没有力气想了”，紧接着就是得“赶紧安全往下走”，因为刘连满还不知状况如何。

没有可以拍摄的光线，三个人按照预定程序平静地忙起来。屈银华用冰镐插进冰面作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然后放到顶峰下方约

四个人兴奋得相拥而泣，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继续下山。山下大本营事后得知，就在他们下山途中，珠峰北坡开始飘起小雪，第二天的5月26日，珠峰天气突变，降水量急增，那时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队，遭遇大风雪后不得不铩羽而归。

5月30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所有参与第四次行军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营。其中体力相对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26日赶到了7000米北坳营地，通过那里的通讯设备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本营并转北京。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不久，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遗憾的是，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没能亲眼见证这些庆祝活动，下山后，他们静静地躺进了医院。翁庆章告诉记者，通常，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丢失10斤体重是常有的事，但王富洲此次上山前的体重是160斤，下山后只剩下101斤，屈银华从

“开学第一课”中讲到了王富洲与屈银华的故事

中国登山队创造的奇迹传遍了世界。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

15年后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创下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新纪录。这次登山时，队员们借助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在“第二台阶”最难攀登的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截至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约有

感谢翁庆章先生为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本文原刊于《北京日报》，标题为《北凌绝顶——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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