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耀州“林徽因故居”谈起梁启超波折、思变的奋斗史和家庭教育
前些天，我携朋友去铜川市传统故居一游，该处（文营西路西仓巷11号）是一座保留了关中传统建筑形式的宅院建筑群，风格古朴幽静，曾属于当地大户的家宅。
当地人亦称其为林徽因故居，缘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于1934年夏天的一天考察铜川药王山，下榻耀州。
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妻子、梁启超的儿媳、民国时期的大才女，我非常钦佩林徽因先生本人的才华。
景点橱窗内陈设的著作和文人雅士们对梁、林二人的评价都透露出梁氏家族治学理念和良好的家教氛围。
林徽因与梁思成
从景点归来的路上，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林徽因的公公梁启超及其波折、思变的奋斗史，我不由佩服梁启超辉煌精彩的一生。笔者根据以往众多文献典籍中对梁启超先生的了解以及再次翻阅解玺璋《梁启超传》（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际遇——梁启超家书》（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等书刊，笔头一热，写下这篇拙文。
梁启超先生，生于1873年2月，卒于1929年1月，出生地在广东新会。号称“饮冰室主人”，逃亡日本14年间，化名吉田晋。他“才华早漏，两三岁时就跟母亲认字，四五岁时能在祖父敦敦教诲下熟读《四子书》、《诗经》等，六岁之后就开始写诗、作文，八岁时即可学作八股文，九岁时写下洋洋千字好文章，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成举人。“
在梁启超先生25岁时，他和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及至北京，已风传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李鸿章往日本议和，要割地赔款。”
这一年是1895年，就是满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一年，以此为奇耻大辱的梁启超和义愤填膺的康有为深感民族危机之严重，他俩同当时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公车上书”给光绪帝，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紧接着又组织强学会、主笔《时务报》。
1898年戊戌变法时，他是支持光绪帝推行新法，倡导君主立宪“维新“的主要人物之一。
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曲折离奇，尤其颠沛流离的前半生。
慈禧太后顽固势力发动戊戌政变后，康、梁二人仓皇逃之海外。与谭嗣同等被杀的“戊戌六君子”相比，梁启超先生与其老师康有为没有选择“抛头颅、洒热血“来唤醒麻木的中国人，却选择了逃亡海外来保存实力。
这并非贪生怕死，而恰恰是一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智慧，是为了保存实力，是为了更好地延续自己爱国救亡的思想理论和价值理念。如此角度认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死得太年轻，牺牲在满目疮痍的晚清政府手中，实在可惜！
梁启超先生一生都在践行“爱国主义”，他爱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爱的是整个华夏。梁启超先生曾经是慈禧太后眼中杀之而后快的“政治犯”，遭受过清政府的通缉，只是十九世纪末的晚清政府已不能代表中国，更不能代表华夏。梁启超先生曾被“祖国”通缉而被迫流亡，他的内心肯定在滴血。
1912年清政府分崩离析后，他又和康有为在日本宣传保皇、改良主张。客居海外的十余年，梁启超先生先后出访过檀香山、澳大利亚和美国，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期间，他接触到更多的关于卢梭、康德、孟德斯鸠和笛卡尔等众多西方哲人的启蒙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梁启超比孙中山小7岁，又是同乡，但是二人的选择道路不同，侧重点不一样，孙中山政治敏锐，遂成为革命领袖；梁启超政治上常落伍，才华集于文化学术，逐渐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新星。”
前有支持光绪帝改良维新政治运动的失败，后又几经政治主张实现无望，梁启超思想再生巨变，转而全力以赴致力于研究学术，而后的梁启超先生作为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尽显其修学、治学之才华。
关于家教，爱国主义教育理念是梁启超先生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其家庭教育理念之精髓。
他和梁家子女们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始终未减，诸如梁启超先生在家书告诫梁思顺：“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的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杜垒《际遇——梁启超家书》，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贞）梁启超先生爱国教育严谨，子女们恪守父训，树立了安身立命的远大志向，即便远在异国他乡，也保持着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其家教有方，“一门三院士，个个皆俊才”。
梁启超先生重视子女的心理健康教育，教育子女要乐观处世，要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他曾在1927年5月告诫梁思成：“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烛人心的最大的毒菌。”（杜垒《际遇——梁启超家书》，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54 页）
梁家子女兴趣广泛、积极向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梁启超重视对孩子们学习方式之灵活以及学习之趣味的引导，他亦时常鼓励子女要趋向趣味学习，培养子女广泛的学习兴趣和爱好。
他曾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新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丁义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6页）
梁启超先生严谨治学，他指导子女们求学更要务实求真。要努力把学问致用于国家，民族，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他曾对子女讲：“个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穆卓著《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了们的400余封家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5页）实际上，梁启超先生的家教理念重在没有强迫子女的爱好选择，没有将自己的意图随意强加给子女，而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尊重个性，注重引导，因材施教，这从他的诸多家书中都可以看到。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图片借鉴网络）
梁启超先生这一生的爱国道路走得艰辛，他没有固步自封，他的思维很灵活，他能够根据近代社会的瞬息万变而改变自己的理念和主张。
梁启超先生的家风形成，内因是其重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外因为深受近代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观念的影响。梁启超先生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形成了梁家独有的思想体系和家教理念。
梁先生有大智慧，需要我们体悟的还有太多。@头条号@情怀陕西
本文原创作者：崤函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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