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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黎巴嫩买垃圾

2019-08-23 02:45:04旅游攻略
作者:老肥牛贝鲁特城市东部边缘的阿哈德市场又被称为周末市场,逢周末营业。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每逢周末便人口攒动的热闹场子只是立交桥下一个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闲置空间。

我在黎巴嫩买垃圾

我在黎巴嫩买垃圾

作者:老肥牛

贝鲁特城市东部边缘的阿哈德市场又被称为周末市场,逢周末营业。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每逢周末便人口攒动的热闹场子只是立交桥下一个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闲置空间。西边旧的阿哈德市场已经在此地伫立三十年有余,早在贝鲁特享有鼎鼎大名。紧挨着的新阿哈德市场则是个基无遮挡的露天坝子,里面售卖的二手物品往往杂乱无章散落一地。每逢雨天,雨水便顺着立交桥的缝隙倾泻而下,摊贩只得快速打包好散落四处的物品仓皇逃走。正是这样一个粗犷不羁的阿哈德市场,成为了外国游客尤其是欧美背包客最为喜爱的贝鲁特旅游景点之一。

我的前室友莎妮就是新阿哈德市场的疯狂粉丝,每周六下午三点雷打不动开车前去扫货。她从上百条裤子堆成的裤山里精准地扯出了阿玛尼牛仔裤,在使劲搓掉灰尘后惊喜地抢救出了皮质柔软品相端庄的剑桥包,还用不到十美金淘到虽有水垢但性能依旧坚挺的飞利浦烧水壶和博世搅拌机。对于她来说,逛新阿哈德市场就像一场趣味盎然的寻宝游戏,光是想到从那些看似破铜烂铁的杂物堆里掏出精贵宝贝的可能性,就让人兴奋无比。

在这个空间里,物品的定价规则、陈列方式,甚至使用人群都通通被颠覆了。精致的洋娃娃被污水裹挟着头朝下躺在路中央,蓬蓬裙一角还留着新鲜的浅色鞋印;有腓尼基元素的手绘陶瓷工艺品不是按件卖,而是论袋卖;缺了一个角的陶瓷咖啡杯自顾自歪斜着,似乎还往外淌着去年的水渍,键盘、熨斗和洋娃娃都被随意扔在一起,怪异的组合常常让人不知所云。

一位黎巴嫩摊主告诉我,他曾经花4美金从一位不识货的叙利亚摊主那儿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转手又以250美金的价格卖给了Hamra大街的精品店。我曾经举着一块精致复古的木头相框向店主询价,“1万磅(约为6.7美金)”他向这边吼着。我摇摇头,举起三根手手指砍价到3千磅(2美金)。他点头,没有丝毫犹豫。与商品相关的惯习都被颠覆,顾客的猎奇心态因此能得到充分满足,这是阿哈德市场一个重要魅力。

缄默:被抛弃的物品

我曾问过莎妮:“你知道这些二手物品是从哪里来的吗?”“是从欧洲捐赠过来的!”她斩钉截铁地回答。然而新阿哈德市场的摊贩穆罕默德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这里卖的大多数二手物品都是黎巴嫩人丢弃的家庭垃圾。的确有很小一部分来自欧洲、土耳其、伊朗甚至中国,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当地家庭不要的东西,他们的保姆或者楼房管理员将这些丢弃的垃圾搜集起来,之后卖到这里,”说完后开玩笑地做了个“嘘”的手势,示意我应该和别人一样在该此事上保持缄默。

回家后我把穆罕默德的话转述给莎妮,她的眼神闪烁着从与我的对视中移开了。她转向窗外淅淅沥沥的地中海气候冬雨,坚定未改地说:“我相信是从欧洲捐赠过来的!”

人们感到羞耻,他们宁愿编造谎言或者保持缄默也不愿承认这些二手物品的流通起点是黎巴嫩本地的肮脏垃圾堆。查理斯·布雷格在《霍乱时期的故事:医疗噩梦中的种族定性》中区分了“清洁公民”和“不洁物体”两个概念,失去“清洁度”的人自然而然便失去了成为“公民”的资格,只能沦为次等。因此,对来自新阿哈德的商品“趋之若鹜”的中产阶级来说,承认丢弃的不洁垃圾以某种“时髦”的方式再次回归有些讽刺和羞耻。而对于城市下层来说,这却关乎他们岌岌可危的尊严和某种可能存在的平等。

可能的平等空间

新阿哈德市场主要兴起于叙利亚战争之后。大批的叙利亚人背井离乡迁徙到黎巴嫩,一方面他们需要在就业机会本就不多的当地找到可以糊口的营生,另一方面,他们有触碰、挑选物品的需求,有拥有满足不同层次生活需求物品的要求。二手市场成为了这些需求的连接点。二手的物品大多来自垃圾,摊位费是两天一百美金,生意的成本不算高,而商品低廉的价格和粗野的所处环境也让它们敞开怀抱迎接着城市中下层。穿着简朴的顾客也可以远离商场导购的眼光和不自在感随心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即使这些商品的可及性来源于它们的二手身份。

一个穿着保守黑袍的穆斯林老年妇女微微弯下稍显臃肿的身躯,在一堆线已发黄的电子产品中挑出了一个头戴式耳机。她仔细端详着耳机,努力回想着自己在某条华丽的街上曾经看到过的年轻人边听耳机边走路的场景。她小心地把耳机戴在头上,从她的谨慎中我读到她“第一次”的恐惧与欣喜。在头戴式耳机与穆斯林老妇之间有一层天然的密码,她被耳机吸引,便是自己解开了这层密码。但是除此之外她的性别、年龄、经济条件甚至是宗教身份又成为另外一层阻碍,她不会也不敢在贝鲁特市中心时尚的电子产品商场去试戴一个新的头戴式耳机,因为社会教导让她觉得头戴耳机于她遥不可及。

唯独在二手市场,贝鲁特的城市下层才可以无需社会的允许便接近某些特定的物品。

物体的相关概念在被解构和重塑,这些意义不再如初的物体汇集成的空间为城市下层提供了庇护所。穆罕默德对我说:“人们来这儿偷盗,但同时也来这里放松和交友。”

贝鲁特的城市空间私有化程度极高,除去拥挤的海滨大道,脏乱的公共沙滩外,闲适的酒馆和精致的咖啡厅只适合有闲钱的消费者。大多数被隔离在外的人无处可去。错置的叙利亚人和贫苦的黎巴嫩下层需要参与到城市活动中,新阿哈德市场成为他们的聚集地。伸手可触的物品让人们暂时远离歧视、贫穷和焦虑,社会井然的结构出现了小豁口,从这里释放出了罕见的集体性快乐。

忧郁的平等

临走前正巧遇到一位牵着孙女的爷爷提着整口袋的芭比娃娃心满意足正要回家。几个洋娃娃毫无美感地挤在简易的白色塑料袋里,小女孩脸上却洋溢着难掩的幸福光辉。这种光辉我曾在Beirut Souks的乐高店里里看过,小男孩在望向他的菲律宾保姆时也满脸是纯真的快乐。

我正在为这种短暂的打破常规而感到欣慰,突然,穆罕默德递给我一杯意式浓缩。他紧接着指着一座衣服山对我说:“上周下大雨,这里的衣服全被淹了,从垃圾又变回了垃圾”他哈哈大笑。他爽朗的笑声倒是提醒了我,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所感受到的平等是建立在垃圾上的。就像垃圾不被待见,他们所经历的平等限时限量并且还携着无奈的忧郁。

那一天我在新阿哈德市场买了两个相框,一个是瓷质,一个是木质,里头都还存着相框主人的家庭照片。承载着家庭回忆的物品被随意抛弃成垃圾,照片里的人微笑着,照片本身却散发着冰冷悲哀的气质。

我不忍心相框里的记忆散落在地上被人轻视,便把两个相框买回家,放在床头,让陌生阿拉伯人的家庭记忆来伴我入睡。

编辑:老肥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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