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重镇，抗倭前线。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华丽背影，登州港

文/凌云鹏

登州为古代地名，通常指的是今山东蓬莱。登州港位于蓬莱城北丹崖山下，濒渤海、黄海交界处，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成为中国大陆地区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最早的出海口，也是中国北方唯一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早期的“登州港”并没有确切的名称，仅是处于黑水河与密水河两河入海口的一片面积较大的半封闭式天然海湾，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形成，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海湾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海湾水深一般在5米左右，最深处在今蓬莱市区西北部一带，达7米以上。登州港的东西地势低矮平坦，中间是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开阔水域，地形隐蔽，条件优越，是一处适合开展海上活动的优良海湾。

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早在距今几千年前就开始了文化交流，而且最先是从生产工具开始的。这种交流，纽带就是渤海海峡中的庙岛群岛。置身蓬莱高处放眼远眺，渤海海峡中的庙岛群岛犹如一条纽带一直铺向辽东半岛，把两个半岛近乎连接起来。由于古代航海工具与技术的局限性，人类尚不具备远航的能力，因此，要往来于中原地区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取道蓬莱，经庙岛群岛，到达辽东半岛，再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逐渐成了首选路线。庙岛群岛的最北端距辽东半岛的大连老铁山为22.8海里，而其南端则距蓬莱仅有3.5海里。在这两个半岛之间由南向北分布了20多个岛屿，相邻的岛与岛之间最远距离不足20海里，都在人们的视线范围内，这就为当时仍处于以地文导向为主要航海技术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通道，使得两个半岛之间的交流只需一个简易的独木舟就可以相互往来。

不仅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有庙岛群岛相连，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朝鲜海峡也有巨济岛、对马岛、壹岐岛等众多岛屿相连。朝鲜半岛南岸和日本对马岛之间的海峡宽仅50海里，其南面的对马岛和壹岐岛之间的海峡宽也只有46海里，朝鲜海峡本不甚宽，而其间又有对马、壹岐岛可以停歇，乘船横渡也就容易许多。有了这条海道之后，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就开始了贸易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开始时先是各种陶制器皿和农作物的种子，后来是瓷器，人们便把这条海上通道称作“陶瓷之路”。

战国时期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与朝鲜半岛的沟通，主要就是通过海路来完成的，并以“登州港”为主要港口开辟了北方远海航线。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传统的港航活动，使“登州港”在秦汉隋唐时期更为发展，主要是作为经济文化交流的商港和驿站存在着，更是秦皇汉武海上巡幸、徐福东渡求仙、日本派驻遣唐使的重要港口。据《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汉记》等记载，汉武帝巡幸东莱（登州港所在地）共8次。海上巡幸和求仙活动无疑促进了造船、航海以及港口业的发展，可见，“登州港”的发展规模在当时已达到相当水平，为汉代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从汉代开始，这条丝绸之路进行的是中国向日朝移民和日朝向中国的朝贡双向交流活动，登州古港承担了输送移民和贡使的双重使命。以蓬莱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在移民、朝贡和经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中、朝、日三国之间友好交往的桥梁和纽带。

隋唐时期，登州古港发展到鼎盛时期。作为国际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中国南北海运和贸易活动的枢纽，登州古港成为中外驰名的著名商港。在《新唐书》中记载了唐代的主要海运航线：一条在南方，称作“广州通海夷道”，通往南洋、印度洋；一条在北方，称作“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把一条航线详细记载于国史之中，这在史书中并不多见，足以看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在唐代的重要地位。

隋唐时期利用这条航线经登州中转的日本遣隋、遣唐使有11批。均由登州古港登岸，再转赴唐京。除了朝贡，当时古港的商贸活动也十分活跃，中日商人经常在这条航道上往来经商。当时的登州古港舟船飞梭、商使交属，呈现出“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荣景象。

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非常重视海外贸易，这使登州港口在对朝鲜、日本的经济往来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时期，虽然多数日本商船已改道来华，但仍有大批高丽商船和少数日本商船由登州入境，开展经贸活动。山东青州、淄博的纺织品、编制品、瓷器，德州、济宁的农副产品等，都要经过登州运往高丽、日本，受到了两国人民的喜爱。高丽的药草、人参、布匹、工艺品，日本的木材、珍珠、黄金、折扇、刀剑等也通过登州输入山东，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登州古港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唐代之前，虽然汉武帝曾在蓬菜求仙筑城，开创了蓬莱建城的历史，但登州、蓬莱还不是行政区划单位。唐贞观八年（634年），设置蓬莱镇，时值唐太宗正欲建立水师基地，备战征讨高句丽。因此可以说，是战争使这个“北方重镇”脱颖而出。唐神龙三年（707年），登州治所迁到蓬莱，蓬莱镇升格为蓬莱县，隶属于登州。在随后各个朝代，登州、蓬莱均被作为州、府所在地，成为胶东半岛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至今已有1300年的城市历史。

北宋中期，北方地区政局动荡，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在北方地区势力日益强大，构成了对宋朝的政治和军事威胁。特别是辽国，扩张势力强劲，把东北、华北的大片地区划进了自己的版图。登州由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变成了北方海疆重镇，与地处辽东半岛的辽国隔海相峙。

面对日益紧张的周边局势，北宋朝廷采用了闭关自守对策。为防止间谍活动、防止北宋朝各种战略物资流入辽国、维护北方海疆安全，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宣布实行“海禁”政策，封闭登州古港。海禁政策剥夺了登州古港作为国家对外航运基地的资格，使其变成了单一功能的海防军事边塞。此后的元、明、清各个朝代，海禁时紧时松，登州古港步入了时间长达800余年之久的闭关自守时代。

既然要守海保疆，就需要修筑坚固的军港。庆历二年（1042年），登州知州郭志高带领蓬莱军民实施了大规模的港口改建工程，在濒海的丹崖山周围建寨栅以防敌侵，在登州古港入海口处筑沙堤以护战船，在港口东西两侧建寨城以安军营。经过精心设计和艰苦施工，一座功能完备的“海防军垒”雏形渐备。

为何建成的水军要塞基地名曰“刀鱼寨”？这因海港内驻泊的形如刀鱼战船而得名。由于船体狭长，形状很像刀鱼，所以人们把它称作刀鱼战船，将驻泊港口称为“刀鱼寨”。刀鱼战船是北宋时期普遍使用的一种浅海巡逻船，每船可载百余人，帆浆齐备，操船灵便。其船身狭长，长宽之比超过4:1。故航行速度很快，适合海上巡逻、作战，被朝廷选定为批量建造的定型战船。

以“刀鱼寨”的落成为标志，登州古港的港口性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自然港变成了人工港，繁华的商贸港口变成了威严的军事重地。

今天，历经干年沧桑的登州古港已演变成蓬莱水城，呈现出“城围水、水环城”的美丽样貌。游走其间，不时可以看到古代的炮台和那些存留至今的守海保疆的铜炮巍然屹立。

明朝建立之后，登州古港深深地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明王朝继续推行的‘海禁’政策是‘内忧’所在，而当时日本武士和商人结成的‘倭寇’骚扰中国沿海地区的活动不断升级，构成了明代登州古港的重大‘外患’”。“倭患”于元朝末年便频扰登州，到了明代，倭寇骚扰中国沿海地区更加频繁，为害尤重，登州境域亦再三遭到劫掠。

严酷的“内忧外患”迫使朝廷对登州的城市和港口功能重新定位，明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将登州升格为登州府，将军事编制由守御千户所升格为登州卫。此时，登州卫指挥使得到朝廷批准，开始在登州古港的基础上兴建防备倭寇入侵的“备倭城”。

今天的蓬莱水城几乎是明朝“备倭城”的复刻，只是对部分设施进行了复原和重建。明代“备倭城”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海港设施，包括以城中“小海”为中心的防波堤、水门、平浪台、泊船码头等；二是陆地设施，包括城墙、城门（南面振扬门）、敌台（北面前楼）、炮台、驻兵营房、署衙等。城内水域为南宽北窄的“小海”，水深4米左右，供船舰停泊和水师演习使用。“备倭城”的对外通道有两条：一条是水上通道，即位于“小海”最北端通海的水门，专供船舰出入；一条是陆地通道，即位于“小海”最南端的振扬门，供车门行人出入。“备倭城”还环抱着军港，护城河环绕着水城。城围港、水绕城，这正是备倭城布局巧妙、结构独特之处，不愧为中国古代军港的楷模之作。

在大规模开展海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登州海军也对倭寇来犯进行了激烈抵抗。也正是由于这种抗争，当时倭患猖獗气焰主要在东南沿海，登州海域并不是最为严重。而在东南沿海开展轰轰烈烈抗倭斗争的将领却和蓬莱水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位将领正是因抗倭斗争而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少时便在水城耳濡目染水军抗倭，17岁时，承袭登州卫指挥佥事，逐渐显示出军事指挥才能，26岁，受命于国家危难之时，升为山东备倭都指挥佥事。他在登州整顿卫所、变更吏治、编练营哨、严明军纪、修造器械、组建民兵，使登州防区成为当时沿海防线上最为牢固的防区。山东倭患也相对较轻。后来，戚继光被调往东南沿海，在福建海域领导了历史上著名的抗倭斗争。

清朝初期，登州港仍是中国北方主要的军事基地，驻扎着一定规模的军队。虽然军队数量不及明朝，但是军事设施和装备有所加强。登州港被“蓬莱水城”所取代是在1913年，在那时民国政府取消府、州建置，各地实行省、道、县三级政区制。后来废除了登州府。“登州”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登州港”之名称，也随之被淡忘。从此，“蓬莱水城”替代“登州港”被保留了下来直沿用至今。

长期以来，登州沿海诸港口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在沟通内外交通促进中外交往方面独占鳖头，是我国古代对外开展政治邦交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国内占有特殊位置。

据古代文献记载，隋大业四年（608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统一王朝派遣的以文林郎裘世清为首的13人使团，从登州港启程出访倭国（7世纪中叶始称日本）。此后，中国大量使节出使倭国，将中国的建筑、文字、书法、绘画、医药等科学技术传入倭国推动了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为吸取中华文明的精华，加强与中国的睦邻关系，倭国、新罗政府大批派遣国使——遣唐使来到中国，广泛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当时，他们往返的线路主要有三条，其中一条称“北路”（日本称“新罗道”）：从日本难波出发，经对马、济州岛，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折向沿辽东半岛南下，穿过庙岛群岛，抵达登州，再由登州至都城长安。这是行船最安全的一条航线，也是前期遣唐使来华的主要通道。630年，倭国派出的第一批遣唐使在登州港登陆，开始了中日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友好往来。据史家考证，在长达260余年的历程中，日本先后20次派遣唐使来华，其中有7次经由登州港口。随行的还有大量的留学生、学问僧等，他们不畏艰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朝先进的制度和文化。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空海、圆仁、最澄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回国后，他们为改革日本的政治制度，发展日本的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蓬莱县城的开元寺，是日本遣唐使登陆后礼佛还愿的必到之处。在途经登州的遣唐使中，影响最大者当数日本高僧圆仁。838年，圆仁随藤原常嗣为首的遣唐使团来中国留学9年多，曾两次到登州，逗留了3年，先后入住文登县法花院、蓬莱县开元寺，得到过登州军事押衙张咏的资助。后经登州赤山入海返回日本，成为名扬四海的天台宗集大成者。他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唐朝一向视新罗为“君子之国”，成批来华访问的新罗使节受到了唐王朝的隆重礼遇。为接待频频而来的新罗使团和留学生，唐政府在登州城南街设立了“新罗馆”，成为唐朝与新罗之间友好关系的重要标志。唐与新罗官方关系的密切，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据粗略统计，有唐一代新罗派往中国的遣唐使有120多次，随行的留学生、学问僧最保守的数字也在2000人左右，而经由登州来华的遣唐使不下30次。众多的日本、新罗人途经登州来到中国学习、生活，他们在山东半岛的活动，为后人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和动人佳话。

宋朝以后，中国与朝鲜、日本等国家特别是朝鲜的政治文化交往继续发展。北宋初期，登州依然是中、朝两国之间交往的主要通道。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政府在登州城专门设立驿馆——高丽馆，以安置由登州港入境的高丽使团。据史籍记载，熙宁年间以前，两国使节的往来大都经过登州港口。如宋仁宗、神宗时，高丽王朝民部侍郎元颖和金悌先后率200多人的庞大使团，从登州港进入中国，均在高丽馆安歇。登州高丽馆因接待众多的使节所需花费颇大，宋政府还“别给登州钱十万，充高丽贡使之费”。由此可见，当时双方人员往来之频繁。

这期间，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宋政府应高丽的要求先后向其赠送了《大藏经》《九经》等佛儒教经典和《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神医补救方》等重要书籍，将《大晟乐》传入高丽，对高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很大影响。高丽王朝通过外交渠道向宋朝提供了中国国内已亡佚的书籍128种，为保存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贡献。宋人徐兢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详细介绍了高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情况，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往来。登州港口对加强中国与东亚国家的政治文化交往，传播中国古代先进文化，起到了桥梁作用。

如今的登州古港已淡出人们的记忆，变身美丽水域的蓬菜水城，牵手蓬莱阁成为5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登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华丽背影始终无法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