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王的旅游不仅赏山玩水还有公务繁忙

游记文学属于旅游文学的一种重要类型，其创作动力必须来源于旅游活动，没有特定的旅游活动，就没有游记文学的创作冲动和创作灵感，也就没有游记文学。这一个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旅游活动的各种属性当中，最根本的属性还是其文化属性。旅游文化学者认为，旅游对旅游文化的本质属性及其时代精神体现，作了很精当的描述。因此，考察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及由此而产生的旅游文学，就成了深入认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色和精神品质的重要窗口。隋唐的“高昂”，是如何通过旅游活动展现出来的？我们应当从中获得哪些启示，以丰富我们现代的旅游生活和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全面考察唐代的旅游文化和旅游活动，是研究唐代游记文学的逻辑前提，是深入理解唐代游记文学的必要基础：反之，研究理解唐代游记文学，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唐代的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是如何构成和体现出来的？著名文化史学者冯天瑜先生讲过，旅游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介这样三个方面，我们认为，旅游文化还应包括第四个方面，即旅游观念。旅游观念由一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旅游人物表现出来，但超越了个体旅游者本身，而成为时代旅游精神的凝聚，在旅游实践中，贯通、融汇于旅游主体、客体和媒介三个方面。具体而言，旅游观念可能通过一个时代的旅游哲学（包括旅游美学〉表现出来。旅游观念贯穿或作用于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介的各个层面，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旅游面貌。因此本章拟从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媒介和旅游美学四个方面探讨唐代的旅游文化，并在旅游文化描述中渗透唐人旅游生活的基础上，选取“曲江游赏”、“梦回吴越”、“巴山蜀水”、“塞外风霜”四种典型化的唐人旅游生活场景集中展现其旅游之风。

旅游主体即从事旅游活动的旅游者，是指“离开常住地前往异地他乡作短暂停留，寻求生理、心理满足，实现愉悦过程的人”。它是旅游文化构成的关键因素之一。理论上讲，不管什么时代，人人皆可成为旅游者。但是，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古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旅游者，特别是就“主动娱情式旅游”、“学习考察式旅游”等比较高级形式的旅游而言：同时，有机会参与旅游活动的人，也不是时时作为一个旅游者的身份出现，“旅游者产生于一个暂时的动态过程中，这一短暂的旅游过程已结束，旅游者就立刻成为非旅游者”。探讨一个时代旅游者的构成，以及这些旅游者旅游活动的特殊性，对认识这一个时代的文化及人们的精神风貌，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我们来认识唐代的旅游者及其旅游特征。

帝王最典型的旅游方式是所请“巡游”，也被称为“巡狗”或“巡守”。是指帝王对地方的视察，实际上是天子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前往全国各地巡视考察地理形胜、防务安全、官吏政治和祭祀寻仙、游赏名山大川的活动，这是一种不完全的旅游活动，实际上是政治与旅游的结合。不同时期的帝王巡游，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早期著名的有穆天子西游的传说，《左传昭公十二年》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不少研究旅游史和旅游文化的学者视为中国旅游的起源，把穆天子当做最早的旅游家。我们认为，《穆天子传》所记带有较强的神话色彩，不宜纳入旅游史的范畴。唐前最有名的帝王逃游当属秦始皇的全国巡游与隋炀帝的龙舟巡游，前者产生了大量炫其功业的石刻，以及“徐福东渡”的传说：后者则带来了后世对他奢华无度的指责，但也留下了贯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以及“龙舟旅游”的先例，在旅游史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笔。

唐人诗云：“尽道隋亡为此坷，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但是帝王巡游这种旅游方式在强大的唐代却走向了衰落。这不是偶然的。出现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唐代，也给中华历史奉献了唐太宗和唐玄宗这样的明君。特别是太宗皇帝，在开国不久取得帝位之后，颇能吸取前朝炀帝奢华无度导致亡国之教训，广纳善言，力避兴师动众，巡幸扰民。他明确说道：隋炀帝广造公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京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琢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旁。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未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是观，之，于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且是耳所闻，目所见，深以为戒。

这是对隋炀帝行幸活动的坚决否定，并表示必将引以为戒。据史书记载，贞观十四年东，太宗曾有念头想到标阳（今临撞）游猎，遭到县亟刘仁轨的拒绝，理由是收获未完，季节不顺。可贵的是太宗不但不降罪于他，反而攫升其为新安令，充分体现出一位明君的大度和言而有信。对于大臣们多次请求的封禅之事，太宗也表示反对，他说，“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联意不然。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可伤乎？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太宗父亲高祖李渊也曾谦让不许封禅。看来唐初帝王都能体察民情，休养生息，唐之繁盛，开国君主为之建立了良好的社会政治基础。

不过，初唐之后，己到太平盛世，高宗皇帝、武则天、玄宗皇帝曾有大规模封禅之旅。所谓封禅，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的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据说远古暨夏商周三代，就已有封禅的之活动。为了显示自己“受命于天”，是“天子”，应该与“天”有亲密接触。古人认为群山中泰山最高，为“天下第一山”，因此人间的帝王应到最高的泰山去祭拜天帝。高宗、玄宗均至泰山，惟女皇武则天至中岳富山，也许自认皇帝中自己是个另类。而玄宗泰山封禅之后，则亲制《纪泰山铭》，翌年刻于泰山绝顶石壁，成为泰山最著名的摩崖石刻。其字道劲婉润，端严雄浑，若莺飞凤舞与烟云之表，为泰山增色不少。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江河日下，封禅之事亦不复闻。

但太宗虽然排斥远距离巡幸与封禅，对近距离的旅游活动并不反对，他说沟施可悦，何必江海之滨？麟阁可玩，何必西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之神仙乎？丰锅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这一段话颇能代表太宗的旅游思想。游赏之乐，人皆欲之。作为帝王，苟有爱民之心，无奢靡之欲，则近身之“沟油”、“麟阁”、“丰铺”，皆可娱心悦神，不必劳师动众，远涉江海。梁简文帝入华林园，顾左右谓“会心处不在远，黯然林水，便有瀑楼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与太宗皇帝可为知己。不过二人出发点决然不同。太宗出于体恤民情，并对神仙之事表示“敬而远之”：而简文帝则纯魏晋中人，一派名士风度，超然脱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