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内斗不断，浪费了澳门当局和耶稣会抗清援明的努力，错失良机

我们今天看明清历史时，一定不能离开对当时世界变化的考察。自从15世纪西欧开始航海探险以来，整个世界被连为一体，明清当然也不例外。

西方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在16世纪后半期来到了中国。他们的目的当然是在中国传教。但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强势，耶稣会士们采取了“文化适应”策略，迂回地与中国人打交道。他们首先利用本身掌握的西方科学知识作为发力点，与中国的精英们在一定层面达成共识，同时传播天主教的思想，然后再发展信徒。

明末耶稣会和澳门葡萄牙当局，在传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中国的国家民族危机中。

一、葡萄牙耶稣会在明末中国的活动概括

1565年，耶稣会士在澳门有8名传教士，他们的会长弗朗西斯科·派瑞斯向广东巡抚衙门申请在中国正式开教，但被明朝拒绝了；3年后他们的申请再次失败。

最终取得突破的是提出“文化适应”策略的耶稣会士范礼安。他在澳门花了9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最后得出了要采取观察、学习并渗入的策略来进入中国社会的结论。他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说：

“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与我们在其他国家所用的完全不同的方法。”（引自美国邓恩《一代巨人》）

按照这个思路，他们不断地通过葡萄牙与明朝的定期商贸活动，与广东当地官员和儒家士人接触。取得突破是在1583年，两广总督郭应聘同意他们在肇庆建一所天主教堂。

天主教堂

随后，耶稣会士在接触、渗入、传教的思路指导下，在明朝的精英（官员、儒家士人等）分子中做工作并传播开来，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天主教。

明朝时知名的耶稣会传教士有利玛窦、范礼安、罗明坚、安文思、龙华民、庞迪我、熊三拔、王丰肃、艾儒略、汤若望等。耶稣会对中国的传教工作花了不少力气，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据统计，1580-1640年间，有323条船载有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但其中有70条船失事。代价不菲，但也取得了回报。他们的努力，最终把当时的徐光启（大学士）、李之藻（光禄寺少卿）、杨廷筠（监察御史）、瞿汝夔（太仆少卿）、孙元化（右佥都御史）等明朝高官吸引加入天主教会。每年入教的人数，从最开始的几十人，到1620年代达到了上千人。这些人多数都是当时的官员、儒家士人及其亲朋好友。

在这些儒家官员和士人身份的天主教徒影响之下，耶稣会和葡萄牙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帮助明朝。

二、葡萄牙和耶稣会的两次抗清援明努力

第一次，澳门准备了30门红夷大炮和100人的火枪队，但未能成行

1621年，明朝与满清经过抚顺之战、萨尔浒之战、开铁之战的接连失利后，沈阳与辽阳也丢了。当时因受魏忠贤迫害而在天津养病的徐光启，奉召返京。徐光启认为，除了调集精兵防卫满清以外，还应该发展新的武器才能阻止满清的进攻。徐光启在与耶稣会士的交流中，早已了解葡萄牙大炮的威力，于是力请使用红夷大炮帮助守城。

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失败后，徐光启上疏在通州训练新兵，但由于军饷、器械供应困难，练兵计划并不顺利。但他当时就派两名中国天主教徒张弥额尔（Michael Chang)和宋保禄（Paul Sung）到澳门了解军火情况。葡萄牙人送给他们4门大炮和一小队炮手。回来路过江西的时候，江西省的地方官只允许炮北上，而把炮手们遣返回澳门了。

红夷大炮

1621年，几乎与徐光启同时，李之藻也回到工部监督军需。兵部同意继续向澳门寻求帮助。于是张弥额尔和宋保禄被授予官职后，再次返回澳门。

当时的荷兰已经在东方海域开始威胁葡萄牙人。但澳门当局评估局势后认为，荷兰人暂时还无法威胁澳门，因此就极力满足明朝的需要，同意提供30门红夷大炮以及炮手，另外还派出一支100名滑膛枪手组成的火枪队，队伍首领叫洛伦佐·李斯·韦利奥（Lorenzo de Lis Veglio)。

行动看似顺利，但很快就被人阻止了。

几乎在徐光启复出的同时，魏忠贤的老师、阉党干将沈㴶也复出了。他早在1617年就发起过反对天主教的运动，让朝廷禁止天主教传播，史称“南京教案”。

1621年复出的沈㴶，已经在魏忠贤的帮助下成为了大学士。他借口天主教的圣母画像与白莲教类似，说天主教就是白莲教的另一个名字，继续迫害天主教徒。因此，澳门支援明朝的大炮和火枪队没能成行。

第二次，澳门200人的援明火枪队，未能成行

1629年冬，满清皇太极绕道内蒙古兵临北京城下，一个多月后退兵。1630年1月，此时的皇帝已经是崇祯帝，崇祯命令徐光启和李之藻按照欧洲的模式训练军队。皇帝同意他们二人再次提出的寻求葡萄牙人帮助的事。澳门方面送来了2门红夷大炮和6名炮手，还有几支毛瑟枪，领队的葡萄牙人将领叫公沙的西劳（Gonzales Texeira Correa)，耶稣会士陆若汉（Joao Rodriques)随军作为翻译。这支小队刚到涿州就大显身手，他们用大炮和火枪协助击退了满人。当时公沙的西劳感觉很好，就请求再调300名火枪手来，并信心十足地说：用这种毁灭性的打击让满人不敢再来中国。

朝廷同意了。

于是陆若汉被派去澳门带回增援部队。澳门方面有200名士兵整装待发，这些士兵大多数是在澳门的中国人。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每人还配有一名仆人。他们从澳门向北进发，一路到达了江西。

近代欧洲火枪队

结果在江西又出了问题。

广东商人担心葡萄牙人立功，之后会借势把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权从广州一地扩展到明朝的各个口岸，这样广东商人就失去了独占的利益。因此广东商人凑了一大笔钱，贿赂了京城的阉党残余官员。结果这些官员让崇祯帝相信，击退满人不需要葡萄牙人的援助。崇祯帝优柔寡断的性格起了作用，就下诏让这支部队返回澳门了。（本段大意引自美国邓恩所著《一代巨人》第十三章）

从此之后，耶稣会对明廷的影响只剩下修正历法了。

杨廷筠已于1627年去世，随着1630年底李之藻去世、1633年徐光启去世，中国天主教的三柱石相继倒下。此后再也没有人能在澳门、耶稣会和明廷之间联络搭桥了。

结语：儒家文明极度封闭已经走入歧途，无法以谦虚包容的心态看世界

我这里并不是说：只要全都按计划执行，葡萄牙和耶稣会的举措就能挽救大明。我这里探讨的是明朝和明朝精英对外部世界的态度。

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所采取的是文化适应策略，我们从这里能看出葡萄牙人在对待世界的态度上是灵活的、务实的。天主教在其他地方传教，要求加入天主教的人必须起一个葡萄牙人的名字、必须穿葡萄牙人的衣服、必须遵守葡萄牙人的风俗习惯、不得拜偶像。但是为了适应强势的中国文化，耶稣会对这一切都做了改变。

利玛窦与徐光启

仅拿此一点对比明朝精英对待西方的态度，则高下立现。他们总体对葡萄牙人和耶稣会是疑惧和排斥的。这种心态，是对陌生文明的排斥，更多的则是出于对自己小团体利益受损的担心。比如沈㴶，害怕徐光启他们做出成绩压过自己这一派，于是就拼命打压徐光启所支持的耶稣会，以及与耶稣会相关的一切事物。再比如广东商人，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

更令人觉得可悲的是：他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在还没有对事物加以研究和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担忧恐惧，进而盲目排斥。

尤其可悲的是：一旦对方有一个点是自己反对的，那就把对方作为一个整体而加以完全排斥；即使对方有你需要的东西、而且对方也愿意提供的情况下，也依然不接受。

颟顸而又盲目自大，最终害了自己。

这一幕看着很熟悉吧？

是的，满清在鸦片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表现与此太相似了，中国二百多年没有走出异化儒家所封闭的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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