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关”匾额书写者新考:既非萧显,也非严嵩
每当游客登上闻名天下的山海关古城,总会被其东门城台之上镇东楼檐下“天下第一关”五个楷书大字匾额吸引去目光。这五个一米见方有余的大字,雄浑壮美,笔力千钧,与重关坚城、山海形胜浑然一体,堪称中国古代榜书大字的典范之作。莫说行家里手,就是不懂书道的普通游客都由衷赞叹,不禁向导游询问匾额的书写者是谁。这时导游总会略带自豪感地告诉你:“这是山海关邑人、明成化八年(1472)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司佥事的萧显所书。”严谨一点的导游会告诉你“据传是”萧显所书,见闻更多一点的导游会告诉你除了萧显之外还有据传是明嘉靖朝武英殿大学士、内阁首辅严嵩所书之说。

山海关东门镇东楼
关于匾额的书写者,史志没有明确记载。自古民间还流传着出自李斯、乾隆之手的说法,但早已为历史常识所否定。近代研究者经多方考证,多倾向于萧显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对明清两代朝鲜使者觐京见闻录《燕行记》以及新发现史料的研究,服膺于严嵩说的学者也大有人在。而笔者因近闻有国内民间团体欲索讨“榆关抗战”中被日军劫掠走的一块“天下第一关”古匾,对其书写者又进行了一番考证,认为无论是萧显说,还是严嵩说,都存在重大疑点,“天下第一关”匾额书写者仍待考证。
或许,真相已无从得知。因为以现有史料,笔者只能用排除法证明在萧显和严嵩生活的年代,“天下第一关”的匾额还没有出现。而2001年韩国学者林基中教授编辑的《燕行记全集》对这方面的考证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依据。
众所周知,山海关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由大将军徐达建关设卫,并以东门为关门,历来是扼守辽西咽喉的兵家重地,也是朝鲜、女真等邦属使者入北京觐见朝贡的必经之路。旧志中第一次出现“天下第一关”匾额的记载,是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的《永平府志》中:“山海卫城,城之东门即山海关,匾曰‘天下第一关’。”这距建关已经过去218年了。好巧不巧,《燕行记全集》收录当时朝鲜使者黄汝一的《银槎日录-海月先生集》中,记载了他在万历二十七年经过山海关的见闻:“己亥正月初九日庚寅晴。早牌一行过关。关门外城新设未久……城中有‘天下第一关’牌阁。”而《燕行记全集》初见“天下第一关”匾额记载,还要早四年。朝鲜副使闵仁伯的《朝天录-山海关》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七月二十二日赴山海关。内城门楼外面匾以‘镇东楼’,内面匾曰‘天下第一关’。”万历二十六年(1598)另外一位朝鲜使者金中清在《朝天录-苟全先生集》中也有类似记载。

镇东楼一楼内放置的“天下第一关”原匾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明清两朝境内的朝鲜使者都有记事存档的任务,对于他们所见所闻的山川形胜、风物建筑等的记载往往事无巨细。而闵仁伯《朝天录-山海关》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朝鲜使者提到入关曾见过“天下第一关”巨匾,这个恐怕用“疏忽”来解释不通。往前推至万历二年(1592),朝鲜使者许篈在《河谷先生朝天记》中记载:“……由‘辽海咽喉’‘通辽华夷’‘瞻仰’等三门而入城,门开重门,楼上大书‘天下雄关’四字,有公馆在于城内……”许篈提到关东门外有还有三重门,那是还没有东罗城,三重门应该是题有匾额的牌坊,而入城后他并没有提到“天下第一关”匾额,而是看到城楼上有“天下雄关”四个大字。
那么这个“天下雄关”是怎么回事呢?万历三十八年朝鲜使者郑士信在《梅窗先生朝天录》中记载:“山海关自来旧规,每开门时例以一大旗倚立于城上,大书其旗曰‘天下雄关’。此旗立则内外行人望之而知城门开者也。”原来,许篈看到的“天下雄关”四字应该是在通报可以通关的信号旗上。可以想象,许篈怎么可能只看到“天下雄关”四字而没有留意到“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匾额呢?最大的可能就是,万历二年这块巨匾还没有出世。

接待朝鲜使者的承恩驿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说法,就是山海关曾有“东北第一关”之称。嘉靖十四年(1535)《山海关志》记载:“兵部分司,城东门内,南向,即正厅。大门外为‘兵部分司’‘东北第一关’牌坊各一座。”这和朝鲜使者郑士龙在《朝天录-桧山先生文集》中记录的他在嘉靖十六年(1537)的见闻是相符的,他称“东北第一关”牌坊为“摆门”。而这座牌坊和东侧斜上方的镇东楼相距不过50米,很难想象,会有“天下第一关”和“东北第一关”两块牌匾同时存在!这样看来,缺乏实证的“天下第一关”匾额应该还是没有出世。
最最值得注意的是,自从闵仁伯在《朝天录-山海关》第一次记载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见到“天下第一关”匾额后,历年朝鲜使者的记录中开始密集出现“天下第一关”匾额,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末,几乎每位履新的赴京使过关时都会对其有所提及。综上所述,“天下第一关”匾额的出现,应该在万历初年至万历二十三年之间。这期间,由于倭兵侵扰朝鲜、辽东局势不稳,山海关的战略地位陡然提高,万历二十七年的《永平府志》才第一次有了“盖山海为天下第一关”的说法。万历十二年(1584),城东建成了周长约四华里的罗城,使整个山海关的军事防御系统更加完备,关城也焕然一新,愈加坚固雄壮。所以笔者推测,东罗城建成之后悬匾“天下第一关”于镇东楼以壮声势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出现“天下第一关”匾额的时间大约是万历十二年(1584)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这十余年间。

镇东楼外侧悬挂的“天下第一关”匾额
那么,最“主流”的萧显写匾一说很遗憾要被否定了。因为萧显的生平在明大学士李东阳为他撰写他的墓志铭里记载得很明白,他是生于宣德六年(1431),卒于正德元年(1506)。虽然史载他与张弼“同时以狂草称”,并跻身明书法三十二家之列,但从生活的时代上看,显然是与“天下第一关”匾额无缘了。
同样道理,生于成化十六年(1480)、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7)的大奸臣严嵩,题写“天下第一关”匾额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虽然他曾位高权重、把持朝政20年,虽然他的书法造诣也很高并尤擅榜书,但时间还是不对。
其实,严嵩写匾的说法曾经来的很突兀。提到“天下第一关”匾额的朝鲜使者数不胜数,却无人提及严嵩,留下的大多为“传出自明萧显手笔”之类的记载。1918年至1920年任临榆(山海关)知县的周家琛(周恩来叔父)在《重修第一关旧额记》中提到:“‘天下第一关’……游者相传为严分宜(严嵩号分宜)手迹……独怪此额不书年月,不留姓字,使后之览者不尽低徊之感。”这是严嵩说的第一个文字记载。

孟姜女庙中的“天下第一关”石刻摹匾
出人意料的是,1934年国民党官方的中国国际宣传社出版的《榆关抗日战史》一书,记录了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的经过,其中提到——
三日之战……日本占领榆关(临榆)县后,挨户搜查……悬挂之“天下第一关”旧木匾,日军已送东京陈列。(一月七日北平电)
书中又援引当时著名政治学家傅坚白先生的说法——
山海关旧称天下第一关,关前木匾为严嵩所书,字大及五尺,笔势遒劲,向存魁星阁,为旧关古物之一。此次日军陷关,竟将木匾劫送东京,献俘陈列。呜呼,古物一去,将在东京陈列所中任人观览,实为我族荣誉上之一永久污点。凡我国民,宜如何卧薪尝胆,庶得一雪此耽!
另外,秦皇岛图书馆收藏的一份三十年代的《良友》画报,也有榆关抗战中日军掠走“天下第一关”匾额、在东京“游就馆”(靖国神社)中陈列的报道。
以上记载包涵两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一是侵华日军曾劫掠过一块“天下第一关”匾额,匾额曾在东京展出;二是日军劫走的是存于魁星阁中的木匾,书写者是严嵩。
对此笔者曾经进行过多方求证。首先可以明确,我们现在看到的“天下第一关”原匾,现珍藏于镇东楼一楼内供游人瞻观。其摹品有二:一块是民国九年(1920)附生杨宝清摹刻,现悬挂于镇东楼檐下。另一块是清光绪五年(1879)附生王治摹刻,现藏于镇东楼二楼,游人无法窥见。另外,城东孟姜女庙正殿内山墙上存有民国期间摹刻的石质“天下第一关”牌匾一块。值得一提的是,日军侵占山海关后,有当地士绅曾将“天下第一关”原匾放置到城西先师庙大成殿中保存至抗战胜利。
至于魁星阁中的旧木匾是怎么回事,却实难考证。魁星阁又名奎光楼,建于清代,位于关城东南角上现靖边楼处,是一座规模不大的角楼。1933年1月3日,进攻山海关的日军炮火首先轰塌了关城东南角一处城垣,并炸掉了魁星阁一角,日军得以从这里取得突破,攻入城中。日军从魁星阁中劫掠古物,想来非常容易。问题是目前没有史料和见证者能证明魁星阁中曾存有一块“天下第一关”匾额,但《榆关抗日战史》和《良友》上面又白纸黑字,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

关城东南角的靖边楼,这里是魁星阁的旧址
据已故前秦皇岛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岳辰先生记载,曾有一位来山海关游览的北京游客说,他的一位朋友从日本寄来一张“天下第一关”巨匾的照片,匾上的“第”字是竹字头!嚯,这就更热闹了,大家都知道关上悬挂的“天下第一关”匾额“第”字是草字头,难不成还有一块竹字头的副本?所有的真相,只能待找到曾流离于日本的古匾才能知晓。但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件往事?如果有的话古匾现又在哪里?《榆关抗日战史》和《良友》上记载的依据何在?谁又能够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呢?
最后,说说匾额书写者的另外一种可能,《燕行记全集》里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清嘉庆九年(1804)朝鲜使者徐长辅的《蓟山纪程-山海关》记载:“……至第二门,门内匾曰‘天下第一关’,或云陈姓人摹朱子笔揭之,又云明萧显所书。”可见当时又传闻是一位姓陈的人模仿朱熹的字体书写的。细品“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确实有《朱子大字法帖》的笔意,但陈姓书家却无从考证到底是谁了。(文/涵泳斋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