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草原来 | 蒙古族的身份认同：从草原来的，终要回到草原去
星星点点的蒙古包，犹如草原上绽放的花朵。
人们印象中的蒙古族文化，
总是离不开草原、牛羊、蒙古包和骏马。
这种对草原文化的刻板印象，
使人们忽略了在中国各地其实都有蒙古族的分支。
它与汉民族的联系，
是两种文化交互融合的结果。
草原文化，或者蒙古民族的文化，是在欧亚大陆版图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之一。是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中国北方历代民族，在社会变迁中与其他文化互动的结晶。是以蒙古族为集大成的草原游牧文化的衍生形态。可是从现代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来看，这并非完全代表了草原文化，或者是蒙古民族文化。为什么？原因不只是因为内蒙古70%的蒙古族都居住在城市，还因为中国的蒙古族，除了内蒙古以外，还包括历史上不同时期因各种原因居住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蒙古族分支。比如说在，青海、云南、福建、甘肃、新疆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在中国，不同地域的自然生态环境都有自己的特征。有些地方很热，有些地方很冷，有些地方太干燥。这些特征造成了每个地方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实践。这些分散的蒙古族原来的生活实践（practice）和习惯（habitius）便向多样性演变了。但最有意思的是，虽然他们的衣食住行及语言等存在差异（尤其是大部分不会说蒙语的南方蒙古族）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内心性”认同，即把自己称为“一个草原文化的人”，或者是蒙古族的人。其中，东南沿海地区定居的蒙古人（也可以说是福建的蒙古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小坝村蒙古包
从宋末元初开始，蒙古族便有一分支定居在福建。据历史记载：1276年，蒙古大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俘五岁的南宋皇帝恭宗，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相继拥立两个幼小的皇帝，逃往东南，“欲作都泉州”。当时，东南贸易重镇泉州市舶司主政者为色目人（元朝时对中亚、西亚及欧洲民族的统称）蒲寿庚。张世杰向其借船，被拒，于是抄没其财产。蒲寿庚本来还有些别的想法，但如此一来，便下决心降元。他“尽杀南外宗室”，追杀宋朝小皇帝，使其进一步南逃，宋朝最终“沉入”海中。在蒲寿庚归降之后，蒙元帝国在泉州建立了一个类似于“经济特区”的制度，使这个地区延续其传统，发挥其在海上贸易的枢纽作用，一些蒙古人也生活于城内外。
元之后，在东南沿海地区定居下来的蒙古人，历尽风雨绵延族脉，留下了数部用汉人传统族谱格式写下的家族图谱。这些族谱中记载的其中一支，便是福建省泉州市港区涂岭镇小坝村的蒙古族。
涂岭镇小坝村寨门
小坝村距泉州市60多公里，位于泉州市泉港区西部一处风景秀丽的山区中。村中的蒙古族人定居此地已有540多年。小坝村是一个行政村，包括9个自然村。其中3个自然村的居民基本全部为蒙古族人。这些蒙古族都姓“出”。“出”这个姓氏在《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中没有记录。根据现资料，出氏群众于小坝村有2200多人，占福建省蒙古族人口的90%以上。还有部分出氏群众居住于涂岭镇的前欧村、樟脚村的西坑自然村。部分散居于福建省的厦门、泉州及莆田市仙游县的九社村。还有部分居住于台湾及海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涂岭镇樟脚村
由于历史原因，出氏以往填写自己的民族成分都是“汉族”。1984年，出氏二十世孙出仲法组织出氏宗亲收集、查证相关资料，上报要求恢复出氏本来的蒙古族身份。1985年1月，惠安县人民政府批准恢复出氏群众民族成分为蒙古族。从此出氏群众以自己本来的民族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通过立项的方式把这个村变成了一个“民族特色的村”。项目中任何有关民族特色的工作，都由从内蒙古请来的专人指导执行。项目参与者主要学习蒙古族日常生活文化，尤其关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文化，特别是那些祖先的祭祀活动（比如说成吉思汗，国王木华黎等历史人物）。从小坝村居民今日的状态来看，内蒙古蒙古族的任何文化实践，对他们来说都像是一种文化学习的模型。
小坝村蔬菜种植
经济方面，小坝村在1980年之前，主要的生计方式是种地，主要作物是玉米，地瓜等。但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经济腾飞，当地人的生计也变得更多样了。如今，小坝民族村各村落通了水泥道路、有线电视。当地群众大部分建起了新宅，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均收入由1999年的不足2000元提高到2007年的4000元，而且还在不断提升中。村中有两所小学，其中一所比较具有民族特色，但是并没有教蒙语的老师。村民说其实他们“从内蒙古那儿找了蒙语老师。我们说一个月给10000多块钱，但是他们不来。说这儿天气很热，吃的也不太习惯，所以这事比较难办了。”另一方面，他们的孩子们大部分都是在泉州、厦门等地方读书（中学，大学都是）。村中常住人口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基本都在外地打工。
小坝村的现状，令人反思一系列重要问题：从元代至今的这500多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如何传承自己的文化？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与汉族的生活习惯完全同化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什么？
简单来讲，用汉人家庭的文化实践（如家庙，族谱）来传承自己的蒙古族认同，也可以说是传承“内心中的蒙古族认同”。从人类学角度解释，就是一个文化通过另一个文化实践传承本文化。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其他地方蒙古族家庭的文化传承上。比如，在土默特、喀喇沁等蒙古族中，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尤其是土默特蒙古族是“十六世纪二十年代，阿勒坦汗成为土默特部领主，逐渐建立了以十二土默特部为基本力量的政权。清初土默特部被编为左右两翼，由于清廷大规模移民开垦牧场，土默特蒙古族被迫由牧转农，使其游牧型的民族文化转为农耕型的民族文化。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土默特地区设置归绥、包头二市以及归绥、萨拉齐、武川、和林格尔、清水河、托克托和包头七县。这些县市的设置进一步便利了土默特蒙古族与其它民族的文化交流。1949年后，“由于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工业区的开发，使这一地区的蒙古族受到了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强烈影响。”可是他们内心对草原文化的认同是通过汉人文化一直存在的。这表示了两个大文化场域存在互为补充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如何体现的？
小坝村出氏家庙
小坝村蒙古族的家庙和当地汉人家庙相同，而且族谱也按照闽南的汉人习惯，一代一代记录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家庙建立于清乾隆年间，第十三、十四代先人由此开始记录族谱。但在祠堂的建立上，蒙古族与汉族存在差异。当地汉人大多从明代开始修建祠堂，而小坝村蒙古族却是到了清朝之后才有了自己的祠堂。这是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他们的第一代祖先纳哈出说起。
“元末明初，元太尉纳哈出镇守北平燕山。洪武二十年，元太尉纳哈出拥众金山，屡犯辽东，后为明将冯胜、傅友德、蓝玉所败，不得已降明，封为海西候。所部官属授赋有差，皆食禄不任事，分隶云南、两广、福建各都司处之，各籍卫军各有屯田以安身家矣。纳哈出次子佛家奴以本等名色授职指挥使，入籍福州中卫街十三甲，屯田三十二亩，役边倭。长子察罕封沈阳候，与纳哈出从傅友德、蓝玉等征云南。纳哈出卒于征战途中。后蓝玉谋叛被朱元璋所杀，其所属元功宿将几乎一网打尽，坐党夷灭共万五千人。纳哈出长子察罕亦在其列，坐其党死。纳哈出次子佛家奴惊闻其兄被杀，恐被诛灭，逐去纳哈分出为姓，弃职归田，逃离福州，旋籍惠安之北九都滨海象狮乡（现泉港区后龙镇上西村）。延传二代，感到不妥，逐迁居涂岭新厝乡。出姓在涂岭新厝乡又传二代，感到难以发展，由出光育（出姓现聚居地开基祖）携子于壬午年冬迁居涂岭照船山下洪厝坑（现泉港区涂岭镇小坝村洪厝坑自然村）相协厥居，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劳作生繁，至今545年。从此惠安之北的深山老林里有了出姓人家。”
小坝村民居
所以出氏称纳哈出为一世祖，尊木华黎为远祖，郡号“燕山”，以此表明不忘自己蒙古族的身份。也因为这些出逃的历史，出氏在清朝以前没有祠堂。最让人动心的是，小坝村民在村公路两侧的墙上将这段历史画了出来，这些画不仅展示了历史资料，还把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也表现了出来。这些行为展现出一些不会蒙古语的蒙古族在努力通过图片体现自己和蒙古文化的联系。
出姓蒙古族人自出光育定居洪厝坑后，至今已繁衍23代。而且这个村的家庙是全中国整个“出”姓人们的母地。因为他们都是从这儿出去的，所以谁都可以回来祭拜先祖。他们还说“一般闽南汉人的家庙中所有祖先的神龛都在，但是咱们这个庙里只有一个。因为空间太小，如果每个人都来这儿放的话，空间不够。所以这个神龛代表了整个姓出人的祖先。”这话很有道理。从人类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为全体性情况。如果每个人都把神龛放在这里，家庙就成为了比较私人的地方。而小坝村群体性祖先祭拜的做法，将家庙构建成了一个群体性的空间，与之类似的情况在别的蒙古族中也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内蒙古各地区的祭祀活动。
成吉思汗陵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祭祀（简称成陵）就是这种类型的祭祀活动。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鄂尔多斯自然地传承了蒙古族传统文化，并将蒙古族十三世纪的伟大历史和现代化的都市生活结合起来。不仅蒙古族的祖先祭祀活动在这里得到了很好保存，蒙古族的家族文化也得到了传承。
比如说，“在鄂尔多斯生活的蒙古族家庭一般使用蒙古地带流行的家族史传承方法。纵观蒙古地区流行的各种家族史记载方式，鄂尔多斯地区记录家族史格式方面比较特殊。一般家族史记载人物时采用的是姓加名字格式，而鄂尔多斯地区是姓加氏加名字的格式，比起一般家族史人物记载格式多出一个氏。例如叫 Huraga的人有自己的 Aduchin姓、Duudachi氏。”鄂尔多斯也因为对传统蒙古族文化的良好传承而成为了深受中外游客喜爱的地方。在这些游客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蒙古族。
比如前面提到的，来自福建的蒙古族。大部分来鄂尔多斯的福建蒙古族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他们想要学习如何做一个蒙古族人，如何祭祀祖先等等。所以在他们的眼中，鄂尔多斯是一个神话性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成吉思汗陵墓”（简称成陵）。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史的重要人物，在世界历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陵”近年被政府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成吉思汗陵
“成陵”的确切位置是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占地面积约225平方公里，四周环绕牧场。“成陵”日常管理由“成吉思汗陵墓管理委员会”负责，除每年特定日期祭祀成吉思汗和他的家族外，平时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所以从现在的祭祀状态来看，属于为群体性祭祀。谁都可以来参加（比如说，没有族内外差异）。而且在今天的祭祀中，成吉思汗是一种如神一样的存在。因为好多人来这是让成吉思汗保佑他们幸福。但是以前没有这样的开放性，也不具有这样的宗教性。为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祭祀的历史。
在成吉思汗陵，身着盛装的姑娘手捧哈达进行祭祀活动。©️ 邹予/闽东日报
笔者将在内蒙古学者纳顺巴依尔教授的，关于成吉思汗陵祭祀的研究基础上展开论述。根据他的研究（2010），“成吉思汗于1227年在征伐西夏战役中去世之后，据说被埋葬在他的故土不儿罕合勒敦（今肯特山）的一个叫做起辇谷的地方。在这位大汗谢世时, 其子窝阔台和拖雷，以及诸将‘按萨满教传统习俗将一绺白骆驼头顶上的绒毛，放在成吉思汗嘴上，留下他的神灵，与他的画像和部分遗物一同供奉在宫帐内’，这一过程成为成吉思汗总祭（yerunghei-yin shitugen）。就是成吉思汗祭祀的最初形态。”
“成吉思汗祭奠在忽必烈时期得到国家政权的强有力支持。按照当时的皇室继任规定，忽必烈尽管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但并不是第一个候选人，他以武力战胜对手，事实上违背了汗位继承原则。他在内地地主和儒家士人的支持下，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忽必烈打败其政敌阿里不哥，以蒙古传统的政治制度‘忽里勒台’的形式‘当选为’大汗后，为了使自己的汗位合法化，急需动用一些蒙古本土政治资源，巩固政治地位。成吉思汗祭奠正是这样一种政治资源，它使汗位继承者显得正统，并得以合法地履行其汗权。忽必烈将其祖父的祭奠形式和规模扩大，在大都（今北京）和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境内）分别建造庙宇，将传统的八大chomchog（小型的能够移动的毡制蒙古包）改为具有汉文化特色的太庙，供奉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皇室祖先（元史卷六、志三1831－1855）。元朝宫廷将成吉思汗祭奠次数也增多，一年进行数次仪式，为先人供奉的祭品种类包括了肉食、奶食、粮食、丝绸以及货币，祭器和陈设也有了变化，仪式程序更加规范和正规。成吉思汗祭奠不仅受到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影响，也受到佛教影响，因为忽必烈及其继任者们皈依佛教，影响到整个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
成吉思汗陵园祭祀
进一步，“从15－16世纪蒙古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从元朝灭亡到降服清朝，成吉思汗祭奠已经成为确立和合法化汗位和汗权的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也是蒙古社会最高权力合法运行的法律基础。”这段时间有一个最有意思例子，“1479年达延继位时，整个蒙古社会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已故大汗满都鲁没有儿子，年仅七岁的巴图孟克（达延汗）当时是黄金家族最合法的继承人，但旁系（科尔沁）乌纳博罗特王向满都鲁小福晋满都海彻辰求婚，以求通过婚姻掌握汗权。满都海彻辰为了黄金家族的利益，拒绝他的求婚，并与巴图孟克结为夫妻，且协助这位童汗执政。这是蒙古史上，尤其是元朝灭亡之后，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因为，一位女性即将要以黄金家族后裔的名义主持国家政权，而这一做法在正统政治传统中没有很多依据。满都海彻辰领着达延来到白帐宫，‘请灵帐总管门蒙根亦刺忽作洒马奶子仪式，[她]自己向也失哈屯作了祷告’。她的确需要通过成吉思汗祭奠仪式正式化她与达延汗的婚姻，以及她作为年幼大汗的合法监护人替他实施汗权。但这一传统仪式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女性不得参加祭祀。所以，她只能到白帐宫之一的也失哈屯灵帐前履行必要的仪式程序。也失哈屯为忽必烈之母，可以认为，对以忽必烈后裔为主线的黄金家族来说，也失哈屯是最受人尊敬的女性祖先。”
而且，“成吉思汗祭奠到清朝又有了新的遭遇和变更。尽管爱新国（创始人为努尔哈赤）名义上与蒙古贵族, 尤其16世纪末17世纪初与科尔沁蒙古部通过联姻和联盟建立平等关系，但后来满洲政府声称，他们已拥有蒙古黄金家族独有的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玉玺，因而合法地继承了蒙古国家正统。最终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蒙古各部都彻底地臣服于满洲清朝。清朝在处理传统的成吉思汗祭奠地位问题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主臣关系的实质。”
“清朝时期与成吉思汗祭奠有关的另一重大现象是，人们开始认为成吉思汗祭奠所在地就是这位大汗实际安葬之地。这一认识的部分理由可能是成吉思汗祭奠蒙古语名称Chinggis han-u onggon中的onggon一词的多义所致。onggon作名词时通常有如下几个词义：1，神灵、圣灵；2，陵墓、坟墓。作形容词时：1，神圣的；2，最初的，未开发的（内大：《蒙汉词典》p 191）。Chinggis han-u onggon实指成吉思汗神灵，包括他所信奉苏力德（sülde），而不是他的遗体和陵墓。一些人开始以‘陵墓’解释‘onggon’，汉译时索性译作‘陵墓’。”
在成吉思汗陵仰望一代天骄
“20世纪初，作为蒙古地区中心地带的内蒙古和外蒙古，选择了不同的历史方向。当外蒙古宣布独立并踏上曲折道路时，内蒙古也并非平静和明朗。成吉思汗祭奠例证了这一历史进程。”成吉思汗祭奠在20世纪30、40年代再次面临大问题。
“这一时期，内蒙古东部作为傀儡满洲国的一部分、中部作为德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和后来的蒙疆自治政府的地域，实际处于日本势力之下，包括伊克昭盟在内的西部，尽管在国民党统治下，但作为国民党和日本势力之间的前沿地带也面临着被占领和渗透的危机。由于德王和日本人在计划从鄂尔多斯搬迁到内蒙古中部，1939年国民党政府下令驻西北军队迁移成吉思汗祭奠到远离日本势力地带的西北地区青海。根据有关研究，当时国民党政府认为，成吉思汗‘陵’是一个象征，有可能被日本人所控制。”
“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迁到呼和浩特，同年将存放在塔尔寺的成吉思汗祭奠物品也迁回到鄂尔多斯。时任内蒙古主席的乌兰夫在伊金霍洛主司迁回后的第一次祭祀，宣布这次祭祀是追回由国民党‘偷盗’去的成吉思汗陵墓的庆典。祭祀之后，他又参加了新‘陵墓’的奠基仪式，新陵墓由中央政府拨款建造。”“在1980年代初，得到恢复，‘陵墓’也由政府拨款修缮，并被制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陵墓’在1990年代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重要旅游点之一，每年有成千上万来自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以及其它地区的游客和朝圣者前来观光朝拜。”
而且“成吉思汗祭是忽必烈汗在大都和上都兴建具有儒家和佛教特色的八白室，供奉其祖父大汗（成吉思汗），但1368年元朝灭亡之后，随着蒙古统治者退回故土，显然在蒙古高原得到保留的传统八白室，包括所供奉的神物和祭坛，再次成为祭祀主流或正统形式，并延续了数百年。清朝晚期，曾一度将神物和祭坛放在房屋里，引起争论。后来到民国时期，九世班禅喇嘛调解。”
成吉思汗陵园内的蒙古包
因此，根据小坝村和鄂尔多斯两地多样性祭拜祖先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文化是一种内心性的东西，蒙古族人的文化（或者是草原文化）是对每个地方多样性的传承，所以每一种蒙古文化之间难以做任何个别化的区别。比如说，“这样做，你才像个蒙古人。”又或是“你吃这个才算是一个蒙古人”等等。在现实生活中，我多次看过不同蒙古族部落之间存在着这种标准化。标准化对于现代社会文化和正处于变化中的文化都是没有好处的。不同文化之间必须好好学习，学习的过程就是在构建一个文化场域。如同法国科学家Bourdieu所说的那样，不同文化在文化场域之中能够彼此交互，形成一种多维空间（a multi-dimensional space）。
作者简介：
孟和图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文学系
撰文 / 孟和图拉
编辑 / 刘帅、杨婧
微信编辑 / 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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