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石窟

◆中文名称：克孜尔石窟

◆英文名称：Kizil Cave-Temple Complex

◆地理坐标：N41°47′02″ E82°30′20″

——克孜尔石窟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日，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上的一处重要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使这座承载人类文明,在佛教传播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的千年古佛寺，以新的面貌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

克孜尔石窟作为西域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洞窟类型最齐备、影响广泛的佛教石窟寺遗存，既是龟兹石窟的代表，也是佛教石窟寺从印度北传中国后，地域位置最西的一处石窟群，受到了印度、中亚乃至中原北方佛教艺术的多重影响，既可称作西域地区佛教石窟寺的典范，又是印度与中原北方石窟的媒介。它以独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明显揭示出佛教经西域地区由西向东的传播轨迹，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过程，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佛教遗迹之一。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8公里处的渭干河河谷北岸。始建于公元三世纪，衰落于公元九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目前已发现的洞窟总数为349个，已编号的洞窟有236个，石窟呈东西向错落分布在绵延约1.7公里的明屋达格山崖体之上，按山体自然走向分为四个石窟分布区域，即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遗存约10000平方米壁画和部分彩绘塑像，以及多处窟前建筑构件遗迹。

源自印度的佛教是龟兹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龟兹古国传播千余年之久，到14世纪才为伊斯兰教所取代。克孜尔石窟代表着龟兹传统的佛教信仰，展现了由丝绸之路的宗教交流而引发的佛教石窟寺这一源自印度的寺庙形式经西域地区的传播。石窟壁画多表现佛祖的今生前世，现存世界上最丰富的小乘佛教佛传壁画，反映出小乘说一切有部“唯礼释迦”的特点。同时，注重救济苍生的大乘佛教，在壁画中也能找到线索，足见龟兹佛教内涵之丰富。

龟兹虽为沙漠绿洲中的小国，却焕发出灿烂的佛教文明之光，龟兹高僧见诸史籍者甚多，其中以东晋的鸠摩罗什影响最巨，他用毕生精力译出佛经三百余卷，译笔超越前人，一千多年前他翻译的《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至今仍在哺育激荡着中国、韩国、日本等地佛教徒的心灵。

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龛窟、异形窟和多种洞窟组合形式。若干洞窟的组合即代表一座独立的寺庙。

公元3世纪开始建造的中心柱式的“龟兹型窟”是克孜尔石窟形制方面的最大特色和创新，该类型的石窟源于印度以塔为中心的“支提窟”，但在保留其基本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克孜尔当地砂岩的结构特点和中亚、西域游牧民族的丧葬、生活特点，形成了印度所没有的龟兹型窟，这种形制显著影响了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以及云冈的中早期洞窟。

公元4世纪开始建造的“大像窟”是世界同类洞窟中现存开凿年代最早者，这种开凿大像窟并在洞窟内雕塑大佛的传统对新疆以东地区同类石窟的开凿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影响了葱岭以西阿富汗地区。

克孜尔石窟保存了丰富的3-8世纪中叶佛教故事画遗存。其壁画题材和内容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释迦牟尼故事画为主。以菱格构图的形式表现本生和因缘故事100余种，佛传故事60多种。其佛教故事画内容之丰富，超过了印度和我国内地，见证了3-8世纪龟兹作为天山南麓佛教中心的盛况。

克孜尔石窟壁画融合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印度本土风格的秣菟罗艺术，并有西亚因素，显示出明显的西来影响印记。早期（3-4世纪）壁画中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西来风格，尤其是犍陀罗佛教造型艺术的影响；5世纪人物造型风格近似印度秣菟罗艺术；公元6-7世纪壁画人体造型曲线即“三屈法式”的增强，显示出印度笈多佛教艺术风格的影响；窟中还出现了波斯萨珊王朝流行的联珠纹饰等。克孜尔壁画中的这些外来影响有力地证实了丝绸之路上以佛教艺术为载体的多种美术风格的交融，并进一步东传至新疆以东，实现了西亚、印度艺术沿丝绸之路的东渐。

这些巧夺天工的石窟建筑和精美绝伦的壁画，虽已满目沧桑、丹青斑驳，但至今依然展现出佛教文化在丝路沿线交流和传播的历史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