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掉贫穷落后的标签：换个角度看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
提起日本，你一定不会陌生，它有着先进的制造业与一流的国民素质，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
然而，这些印象主要来自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于它过去的历史，我们所知甚少。当然，你可能对日本的古代文化略有了解，知道日本人的建筑风格效仿我们唐朝，日本的茶道、和服乃至赫赫有名的武士刀，皆起源于中国。据说很多人去日本京都旅游，就是为了体验消逝已久的盛唐风采。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明治维新之前两百年的日本，历史上将其称作德川幕府或江户时期。以往教科书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无外乎闭关锁国，贫穷落后等贬义词，总之是日本前进的绊脚石。
那么，幕府时代的日本是否真如后世所认为的那么糟糕呢？事实上并非如此，有人甚至如此评价：没有德川幕府，就没有明治维新。
1/5 德川幕府缔造和平
日本曾经历过长年的战乱，直到16世纪中叶，一个名叫织田信长的大名重新开启了统一步伐。所谓大名，就是日本古代的封建领主，他们有自己的土地，一旦实力壮大便开始四处扩张。
织田信长以残暴闻名，他的继任者丰臣秀吉继承并完善了他的政治遗产。丰臣秀吉死后，手下将领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最终由德川家康赢得了这场胜利。1603年，德川家康被日本天皇封为征夷大将军，确立了在日本的统治地位，德川幕府时代就此开始。
德川家康
德川家族统治时期，缔造了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和平与稳定。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幕府规定，所有的大名只能拥有一座城堡，这些城堡又被称为“天守阁”，今天很多日本城市，仍完整地保留了这些城堡。
幕府时代，除了幕府自己的直辖领地，日本地方上有200多个半独立的藩国，各地大名必须向德川家族宣誓效忠，他们平时不得相互结盟，就连通婚也必须征得幕府的同意。除此之外，幕府还垄断了金银矿山的开采，严禁私人铸造货币，还将各大城市的工商税收牢牢控制在手中。
有了稳定的财源，德川家康仍不放心，他经常以赞助市政建设的名义向诸侯们伸手要钱，这等于是变相的征税。到了他孙子德川家光，幕府才有了没收大名土地的权力，以这种方式，德川家族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效仿中国，德川幕府将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武士的地位最高，商人最低，此举无疑是为了加强社会的等级差异。
然而，日本却没有发展出类似于中国的科举制，虽然一度实行过，却最终给废除了。究其原因，日本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而科举的推广，需要以统一的官僚体系为基础。但此时的日本，从严格意义上只是个诸侯联盟，各地大名虽然政治上服从幕府统治，在财政上依然享有很大的自主权，想要造反，那也是分分钟钟的事。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幕府时代是奉行锁国政策的，但实际上，至少在幕府前期，日本仍频繁地开展海外贸易。
幕府最初不让外国人踏上日本的土地，是为了阻止他们传教。但与中国，朝鲜、荷兰等国的贸易往来不曾间断。1633年，政府规定任何人只有持官方许可证才能进行海外贸易，两年后干脆禁止日本人出海，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其实是为了垄断幕府的贸易收入，防止诸侯们通过海外贸易做大做强。
2/5 参觐交代制
即便有那么多预防措施，德川家族知道，要想真正让诸侯老实听话，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把他们置于眼皮子底下。于是，幕府对一套制度进行了完善，以方便对大名的监控，这套制度史称“参觐交代制”。
何谓参觐交代制？就是政府规定，所有大名必须定期来首都参拜，还得上供礼品。这种关系，很像中华帝国与周边属国的关系。参觐交代制在日本古已有之，但是幕府把它变成了控制诸侯的政治工具。
德川家族要求大名在江户（今天的东京）和自己的属地分别设立居所，不仅如此，他们必须在两地轮流居住，在首都住满一年，次年返回老家，第三年再住回来，如此循环往复。当大名回到自己的属地时，他们的家属则留下来作人质，一旦诸侯有非分之想，他们的妻儿就性命不保。
德川幕府如此折腾地方诸侯，一是为了监视他们，二是为了削弱大名的财政实力。大名们离开自己的属地住进大城市，需要很大的开销，别的不说，你总该有豪华的别墅，宏大的排场，养一群幕僚，出门还得带一支仪仗队。凡是有钱的大名，在江户都有好几套宅子。为啥呢？为了攀比嘛，好歹是地方豪强，如果住所太小家子气，人家又怎么会看得起你？结果，这些大名在城市的生活开支，竟占据了他们年收入的2/3。
不过，参觐交代制作为政治手段，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促进了日本的城市化。
随着地方诸侯纷纷涌入大城市，他们也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并将所在地的金钱、资源与人脉一起带进来。其手下的武士们，由于无仗可打，很多人转型去做生意，因此，城市工商业开始枝繁叶茂。以江户和大阪为中心，两座城市通过大名把各地财富聚集在一起，成为了世界级的大都市。
大名在城市与属地之间的定期往返，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在过去，日本各地都是独立的小藩国，仅仅依靠周边的农村提供给养，平时很少往来。但自从有了参觐交待制，各地区以大城市为枢纽，取得了较为紧密的联系，经济上的粘合度提高了。
江户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城市，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1720年，江户的人口达100万，人口密度世界第一。在18世纪初，日本有大约1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化水平是欧洲的两倍。
城市化能提高商品流通的效率，加强行业交流，促进社会分工。最终，幕府时代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派繁华富庶的盛世景象。
3/5 近世日本生活
那么，幕府时代日本人的生活水平究竟如何呢？如果你去过大阪或京都，你也许能从那些优美的古建筑与宁静的街巷中一窥究竟。而今天日本人精致的生活品味，很大程度上源于那个时代的传承。
后来，美国历史学家苏珊·韩利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对幕府时期日本的市井生活作了全面的介绍。作者首先着眼于城市建筑，这是考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
进入17世纪，日本的房屋大多采用了石头作为基础。而在此之前，日本的民宅的地基普遍以木桩为主，木桩能够有效的应付地震，但很容易腐烂，所以房屋的寿命都不长。石头基础的普及，意味着建筑技术与居民收入的提高，而在过去，它只能在贵族的城堡中才能见到。
除了这些基础设施，日本平民的家装也越来越考究，比如房屋面积的扩大，榻榻米的大量铺设，以及各种储物柜的广泛使用，都证明他们的生活条件在不断改善。
韩利还考察了这一时期日本人的膳食结构，当时日本老百姓的主食是米饭，还有味增汤和泡菜，日本人喜欢吃鱼，丰富的海产品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蛋白质。摆在当时的欧洲，这已经算不错的水平，要知道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人阶级还难得吃上一顿肉。
当然，你可能觉得这没啥稀奇的，这样的生活水平放在几百年前还凑合，和今天还是不能比啊！那么接下去要说的，恐怕就让你对那个时代刮目相看了。
日本在17世纪经历了大规模城市化，城市作为人口的聚集地，良好的卫生条件是繁荣的基础，城市卫生，不仅关乎居民的生活质量，更有助于减少传染病的发生。
以江户为例，这座城市从很早开始就实现了24小时供水，为此，幕府建立了大规模的排水系统，并严禁普通居民从水管中取水，任何市民要想用水，都必须首先从水井中提取。
另外，困扰城市的另一大污染问题——粪便，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曾在列维特的《魔鬼经济学》里读到，粪便给欧洲城市造成的污染，不亚于今天的汽车尾气。
但是日本的大城市却很少有粪便污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会将粪便作为农业肥料，大量的粪便最后被收集起来供给周边农村，成为了一门不错的生意，为此，市政府甚至出台法律规定每家每户粪便的归属，以便商人进行采集。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城市从那个时代起就有了垃圾分类的细则，并在市郊设置了垃圾处理场。当然，日本人之所以进行垃圾分类，首先是为了节省资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和财富水平及生活品质的提升密不可分。否则的话，幕府当局根本没能力进行如此精细化的管理。
4/5 城市经济的衰落
我们大致了解了幕府时期日本市民的日常生活，如果你读过韩利的《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你将有更多的发现。但你可能会纳闷，我们说了那么多关于日本城市的话题，这一时期的日本农村日子过得如何呢？
德川幕府对国内的统治，仅限于城市，它的权力尚未渗透到乡村。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各地的大名领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流失。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人口开始停止增长。至18世纪后期，更是爆发了大饥荒，越来越多的饥民从农村逃往城市，杀婴现象也层出不穷。
但你不要以为日本的农村就此没落了，恰恰相反，幕府时期的农村经济欣欣向荣，甚至对城市的工商业产生了挤压。
诸如清酒、调味料、漆器、陶瓷、纸张等产业，在农村遍地开花，它们以小作坊的形式渐成规模，催生出庞大的产业集群，农村的制造商纷纷崛起，继而威胁到城里的作坊和工匠们。据说，一些城里的店家因为进不了货，只能派伙计去农村寻找货源，农村的商人也比城市商人更加富有。
农村之所以成为新兴的产业聚集地，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农村更靠近原材料供应地，人力成本和运输成本都比较低。另外，农村是熟人社会，大家的配合更加默契，信任度也比较高。最后，农村受政府的管制较少，不像城市商人做什么都束手束脚，从而激发了更大的商业活力。
城市商人除了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他们还被迫接受大名们的压榨。诸侯们在城市呆的越久，生活就越奢侈，而他们的日常花费基本上由商人提供。不少大名向商人借款，但是有借无还，最终倒霉的还是商人们。
你可能会问，难道大名们不能向自己的所辖地征税吗？毕竟各藩的财政归他们管啊，话是这么说，但自从参觐交代制推行后，大名在地方上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低，能收到多少的税都是未知数。更何况，征税也没有直接举债来钱更快，大名们自然将更愿意走捷径了。
所以在幕府时期，真正没落的是大名和武士阶层，他们曾经是地方豪强，能够左右政局，可一旦成为城市居民，过上了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政治地位就开始不断下降。而城市的商人阶层，则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倍受打击，工商业的衰落，直接导致了城市萎缩，经济停滞，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城市依然没能改变颓势。
5/5 日本的国家转型
以上便是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社会的概貌，由此可见，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并非大家想象地那么贫穷落后。数百年的和平为日本缔造了繁荣，尤以城市化与工商业的发展为显著标志。
若不是1853年美国船长佩里造访日本，德川幕府还能维持一段长时间的统治，但此时的日本正面临着一个深刻的矛盾，那就是城乡经济的对立
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
城市与农村的活力，在幕府时代的前后期经历了一场耐人寻味的互换，在前期，城市飞速发展，各地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到了后期，城市财富又开始转移至乡镇，农村取得了工商业的部分优势。
这种城乡间的竞争关系，引发了诸多矛盾，比如收入分配严重不均，阶层之间，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农村商人不满于城市商人的特权，广大贫苦的农民则不满于地主与富农们的盘削。
而这些矛盾，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发展所积蓄的能量与摩擦造成的，或者说，现有的生存空间已经无法实现城乡经济的共同壮大，日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模式，来突破这一瓶颈。
就在此时，西方人来了，他们带着全新的文明打开了日本国门。
后世评价日本的明治维新，通常将其理解为一场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但从深层次看，西方人的到来，却让日本看到了国家转型的可能，那就是通过开拓海外市场，主动融入世界的贸易体系，以更广阔的空间，来化解城乡经济日趋严重的二元对立，将被岛国狭小领土所限制的经济潜能，彻底释放出来。
当然，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让整个产业完成工业化改造，同时大幅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把日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
所以，明治维新与其是日本被迫采取的救亡之举，不如说是顺应了日本社会内在逻辑的成功转型，这是它与大清洋务运动最本质的区别。
洋务运动从根本上是为了巩固帝国的封建统治，它的压力来自于外部，核心诉求是通过工业化升级国家机器，以抵御外族的侵略，洋务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基本思维是防守型的，大清的官员们充当了主角。
但明治维新却不同，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对日本人既是重大挑战，也是一次奇妙的机缘，日本人从西方文明那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决定一以贯之。所以在明治维新期间，工商业走在改革的最前列，因为明治维新是民心所向，它激发了日本全社会的活力，也获得了商人的高度认同。
由此可见，一次成功的社会转型，往往是内在诉求与外在压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前者永远比后者更为重要。明治维新，不是对幕府时代的简单否定，从某种程度上，它是在日本原有体格基础上的一次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