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竟然藏了个小敦煌！就在房山的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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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居寺位于中国北京西南房山区境内的白带山下，创建于隋末唐初，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物古迹遗存。在云居寺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由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唐、辽塔群构成了中国佛教的一大宝库。1961年3月4日云居寺塔及石经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入选吉尼斯世界之最。
云居寺现存唐塔七座，辽塔五座，其中景云二年塔是北京市最古的塔；辽塔有北塔、老虎塔、压经塔和琬公塔等。云居寺古塔以历史悠久、数量众多、造型独特、雕刻精美而名冠京师。寺内不仅完好保存着数量众多的唐辽古塔、佛祖舍利及石、纸、木真经浩卷，尤以14278块石刻佛教大藏经而著称于世。不仅如此，在1981年11月27日，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发掘出赤色舍利两颗，被认定为释迦牟尼佛祖肉身舍利。云居寺珍藏的这些文物都有极高的价值，其中云居寺塔及石经早于1992年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可称为世界级文化遗产。
云居寺塔及石经从历史艺术和科学的角度看，是具有突出的和普遍价值的建筑物和雕刻。石经山遗址从历史美学和宗教学的角度看是具有突出的和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和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它代表一种独特的成就，是一种创造性天才的的杰作，房山石经所具有的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和教育六大价值，能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明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与现行传统思想、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和实质的关联。蕴藏在房山石经中的锲而不舍、坚韧不拔、一丝不苟、默默奉献的房山石经精神，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房山石经始刻于隋大业公元605年，刊刻事业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1039年，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象这样大规模刊刻，历史这样长久，确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堪与闻名寰宇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是世上稀有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被誉为世界之最、“北京的敦煌”。
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在佛教研究、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房山石经不仅是中国的国宝，而且是世界上的一大文化奇迹－最古老、最伟大的石刻博物馆；是一座综合历史文化的信息库。房山石经现珍藏在云居寺内石经地宫和石经山九座藏经洞中。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到南北朝时代极为盛行，凿窟造像，建塔筑寺，僧侣急剧增多。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也屡遭破坏，如北魏太武帝（公元423年－公元452年）下令株沙门、毁经像，百余年后北周武帝（公元560年－公元578年）又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俱毁，僧侣被逐，佛教史称之为“法难”。
当时许多手写经卷都化为灰烬，这对佛教徒来说无疑是一个惨痛的打击。但是刻在石上的佛经却被安全地保存下来，这对佛教徒来说又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到了隋代，静琬法师继承其师慧思大师的遗愿，发愿刻造石经，以备一旦再遭“法难”，可充经本之用。他在石经山上凿石为室，将刻就的石经藏于洞内。
其后，他的弟子们继承他的刻经事业，其中以唐开元、天宝年间最为盛行。五代时刻经事业曾一度衰落，但到辽代，因通理大师主持刻经，山上九个石洞藏经已满，便在山下南塔前挖地为穴，储藏经版，刻经事业又得到继续发展。房山石经这部自隋唐以来一千多年沿刻的佛教经典，在佛教研究、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首先从房山石经的学术价值来说，他是校勘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据唐代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王守泰撰《山顶石浮图后记》记载，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元），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请玄宗赐大唐译经四千余卷，送往石经山作为刻经底本之用，而且是由当时的版本目录学专家、长安崇福寺沙门智升亲自护送的。这一年正是智升撰述开元大藏经的目录《开元释教录》完成之年。所以这四千余卷用作刻经底本的赐经，就是早已佚失不存的钦定开元大藏经，而房山石经的唐刻部分保留了这部唐代宫廷大藏经的原貌。
我国历代雕印的汉文大藏经，加上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刊刻的在内，约有三十余种。目前留存于世、年代最早的是朝鲜半岛于1236年开雕的《高丽大藏经》再雕本。这部《高丽大藏经》在刊印时的主要校勘本是《契丹藏》，而《契丹藏》是早已佚失，被佛教史家视为“梦幻”般的一部藏经。近年来研究发现，云居寺石经的辽代刻经所用的底本正是《契丹藏》。这一事实已被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藏》所证实。这不仅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因此，云居寺石经所用的两个底本，在今天都是绝世不传珍本，所以它是校勘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尤为可贵的是，云居寺石经中还保存了六十余种各种大藏经没有收入的经典，这些佛经不仅是历代相传已经佚失的，就是未曾有过记录的译本。
其次，从房山石经的文化价值来说，绝大部分的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严谨，不仅是最有价值的文物，而且也是我国书法和雕刻艺术的宝库之一。通过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可以看出我国书法变迁的历程。有些经版上出现的线刻佛、菩萨、天王、胁侍、飞天、花草等艺术形象，生动而丰富地表现了当时幽州地区民间艺术的风格。
再次，石经经文后附刻有约六千则的施刻人题记。这些题记反映了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在施刻人中，有不少是历代的文武职官。他们的职称和官衔，有的可补史籍记载之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证。题记中所附施刻人的籍贯和居住地的城市、村镇、城坊等的记录，对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区的政治区域规划，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
因为云居寺石经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价值高，影响大，所以它的重要价值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和重视。本世纪初三十年代，日本的佛教学者即对云居寺石经进行过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云居寺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工作，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开始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调查研究。
1980年成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专设房山石经整理小组，首先将“不知名佛经”辨认出来，并把近千余张残石拓片拼接起来，编出准确的目录。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房山石经编辑刊印小组委员会。之后，《房山石经影印本》、《房山石经之研究》、《房山题记汇编》等相继出版。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专家及学者为加强房山石经的保护与研究，曾多次呼吁成立相应组织，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从1987年开始酝酿筹备，终于在1992年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四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房山区召开之机，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下层专业委员会“房山云居寺石经研讨会”的名义正式成立。会上，我国学术泰斗、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欣然同意担任该会会长，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石经研讨会制定了章程，完善了组织机构，对房山石经的宣传和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1999年，针对部分石经出现的风化现象，在专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北京市政府做出了石经回藏的决定，并将石经回藏工作写进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市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云居寺石经回藏工程和二期修复工程全面铺开。在古建修复工程的同时综合治理环境，云居寺达到了“黄土不露天”。文物保护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0082块辽金石经经过细心整理，按部回藏地宫，实行了密闭、充氮保存。所藏纸经进行保护性整理后入密集柜珍藏，木板经整理后转至专用库房保存，石经、纸经、木板经展陈都设立了专门展馆。寺内打了消防深水井，铺设了消防管道，安装了自动防盗和消防报警系统，完善了避雷装置，文物保护核心区实行了亮灯工程。上述工作，使云居寺以石经为主的文物保护工作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云居寺塔及石经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据1998年10月15日世界遗产委员会资料，云居寺已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2001年1月，云居寺邀请中国文化遗产委员会秘书长郭旃来寺进行考察。2001年9月16日,邀请国际上权威的专业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ICOMOS）世界遗产协调员亨利·克利尔博士，在中国文化遗产委员会秘书长郭旃的陪同下，对云居寺及石经山进行了详细考察。
考察结束后，亨利·克利尔博士指出，云居寺塔及石经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义范围和《文化遗产评审标准》的第二条（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和第六条（与现行传统思想、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关联，具有特殊普遍意义的实物）。
这些都说明云居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时机已成熟。
2002年6月9日，世界教科文组织官员艾丽斯一行来云居寺参观考察，对云居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给予极大关注和高度的评价。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围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定义―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的角度看，具有突出地和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部件和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组合体”的标准衡量，云居寺塔及石经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云居寺珍贵而稀有的文物一定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