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丝路与运河交汇。扬州，淮左名都，丝路起点

文/顾亚欣

一座城、一条河、一口港，造就了扬州的千年繁华。操着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的海外旅客，穿梭于扬州街头；琼楼玉宇间，绣衣朱履，觥筹交错；富商巨贾府邸，车马喧嚣，莺歌燕舞；淮扬名物，风华绝代……这就是扬州，既是京杭运河的原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扬州一词缘自《尚书·禹贡》，相传大禹治水时，天下分九州，扬州居其一。今日扬州之地域，与禹贡所载扬州相比辖域甚小。

海上丝绸之路肇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兴于8世纪的唐中叶，盛于10-14世纪的宋元，衰于17世纪的明末。扬州与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登州（今蓬莱）等，均忝列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两汉时，长江入海口位于扬州附近，且可近观“广陵潮”。

濒海靠江，浚通邗沟，使扬州成为通津达海的港口城市。西汉初年，因吴王刘濞平定英布谋反有功，汉高祖命其镇守广陵，改封吴国，领3郡53城。刘濞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促使扬州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他仰仗背海靠山的优越位置，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国用饶足，并积极发展冶炼、采盐、造船等产业。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刘濞暗中私通其他刘氏诸侯王，在汉景帝时掀起了“七国之乱”，与中央分庭抗礼。“准左名都”一时震慑京师。

东汉末年，兵燹累钜。三国时，魏吴挞伐频仍，广陵成为江淮地区的军事重地。西晋历经“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后，海内崩裂，河洛萧条，广陵数度遭灾。

魏晋以来，为避祸兵燹，中原百姓渡黄河，涉淮水，直抵扬州。一时间，扬州城内流民摩集，熙来攘往。南北朝时，扬州成为江北准南的大都会，加之政府鼓励绅民海外经商以增赋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送送渐南移。既往，由胶东半岛出海的北线航路，更弦为自建康（今江苏南京）沿长江而下，经扬州横渡东海，直抵高句丽、东瀛的中线航路。

隋灭陈，400年的南北对峙重归统一。一位传奇帝王与滋繁扬州邂逅，留下不解之缘。隋开皇元年（581年）年仅13岁的杨广立为晋王；开皇八年（588年），20岁的杨广率军平定陈朝；开皇十年（590年），杨广奉命赴江南任扬州总管、镇江都，并与杨素一道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杨坚驾崩，杨广即位，翌年改年号大业元年。旋即，杨广征伐民夫开凿运河，勾稽南北。民间传说，杨广因早年封邑扬州，独爱琼花美玉，遂凿运河，以领略淮扬秀色。事实上，运河的开凿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一是长期以来的南北对峙，亟须便捷交通，强化南北融合；二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俱仰赖淮扬的财赀和物产。

杨广撷取扬州作为运河中点，构建起一条北至涿郡（今北京）、西至洛阳、南至余杭（今杭州）的运河大动脉。扬州不仅是运河的中心，也是利用古邗沟最先开凿的一段，“发准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今淮安）至扬子（今扬州南郊）入江”，从而沟通了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浚通后，运河在扬州与长江交汇，扬州渐成水路交通枢纽。

杨广一生在扬州寓居14年（即位前11年，即位后3年多），而其居隋都长安、东都洛阳不过4年有余。称帝后，杨广3次巡幸扬州。据史载，杨广为巡幸扬州，所造船量达“数万艘”，从者数万之钜。大业元年的首次巡幸，龙舟船队从东都洛口起航，耗尽50天才发尽完毕。一代君王的扬州梦始于扬州，也终于扬州。隋末农民起义爆发，杨广见天下大乱，无意北归。以宇文化及为首的叛军将仓皇出逃的杨广逮获，遂命令狐行达将其缢弑，草草葬于江都行宫流珠堂；唐军平定江南后，于贞观五年以帝王之礼，将其归葬雷塘。直至2013年4月，隋炀帝陵才在扬州曹庄被发掘出来。

入唐后，历经贞观、开元盛世，江南地区繁荣安定，社会经济显著发展，交通运输日渐便利。一方面，由扬州南下广州、交州（古代地名）等地的海路顺利贯通；另一方面，由广州溯江而上，翻大庾岭，人赣江，抵洪州（今江西南昌），沿长江至扬州的内陆交通也得以顺畅。除南线外，北线从长安经渭水至洛阳，由汴河至扬州的水道成为国家命脉的重要交通线。扬州俨然成为连接南北、沟通海内外的重要节点。“安史之乱”后，关中大户竞相迁徙江南，扬州因未遭兵燹，渐成全国都会，被誉为“扬一益二”。

扬州造船技术的发达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条件。唐代的扬州以造船举世著称，早在初唐年间，扬州即为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战船制造基地，并专设有“扬州道造船大使”一职，专司其务。从考古发掘中也得以佐证，扬州出土的大型古船皆出自唐代。唐政府在扬州遍设造船工场，可造各类江船、海船。唐代宗大历年间，转运使刘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船给钱千缗”，共造2000余艘船，每船可载1000石，同时，民间造船业也兴旺发达。大历、贞元年间，扬州富商俞大娘所造之船，每艘可载粮万石，操纵工匠达数百人，甚至“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造船业的发达，成为扬州海运勃兴的缩影。

唐宋以来，扬州的对外交流已形成了固定的海上航路，当时主要分南、北两条线路。北线从日本九州中部始发，经朝鲜半岛南部，沿西海岸北上，向西至胶东半岛北部的登州（今蓬莱）登岸，转由济水入淮河，沿淮南运河抵扬州；或由江苏北部的楚州沿海登陆，沿淮南运河抵扬州。南线则由日本九州南部的萨摩半岛或由北部的博多湾一带渡海，斜穿东海，直达长江口的扬州，日本数次遣唐使及鉴真和尚东渡，皆取南线。同时，沿长江至江州（今江西九江）、洪州（今江西南昌），再经大庾岭，可至闽粤一带：或自长江口直径南下，可抵东南亚一带。这些航线的开通，巩固了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日本，朝鲜等地遣唐使，大多由扬州经运河，抵达长安。鉴真和尚为东传佛经，历经6次奇险，不幸双目失明，最终抵达日本。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景观，就仿制扬州大明寺，寺内“卢舍那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立像”均为鉴真弟子——扬州兴云寺僧义静所造，如今皆为日本国宝，扬州成为与广州、泉州、明州并称的四大港口之一，唐政府还在扬州设立市舶司，管理藩商与外籍船舶，征收商税，成为近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雏形。

鉴于朝延宽松的对外政策，中外商旅咸聚扬州。唐宋时，扬州城内商贾云集，涌现了不少来自新罗，高句丽，东瀛，大食，波斯，婆罗门的胡商与藩客，他们寓居扬州，经商从学，港内一时间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扬州境内的真州（今仪征）、瓜洲等地日趋繁盛，素有“京口瓜洲一水间”。

南宋咸淳年间来扬州的穆斯林普哈丁，在扬州寓居10年，并长眠于此，其所创建的仙鹤寺为江南四大古清真寺之一。元代来扬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更是在这里寓居3年并担任官职，其游记中载有大量关于扬州的描写。当时，蕃客、胡商多居于番坊内，鲜有杂处，建筑样式颇具穆斯林风格。此外，为了保佑渔民出海平安，在仪征陈集还建有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天后楼以及海神庙等建筑。

明清时期，受海禁政策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日益孱弱。自唐开成年间以来，长江下游淤沙沉积，长江入海口渐次东移，扬州由濒海都会渐为内陆城市，因江口淤塞，海船已不能直抵扬州港，扬州在海运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南宋末年，本设置于扬州的市舶司迁移至松江华亭（今上海），元代增设温州、澉浦、上海，明代迁至太仓黄渡（今苏州太仓），扬州的地位逐渐被取代。

明嘉靖年间，为了应对日本倭寇的侵扰，确保盐运司课银的征收和盐商大户的安全，扬州城整体东移，迁至旧城外环河，沿运河筑新城。倭寇平定后，旧城废置，新城繁盛，盐商骈至，商民聚集。万历年间，南北盐商多达100余家，“四方之托业者辐辏焉”，扬州逐成享誉一时的都会。清朝建立后，出于肃靖海匪、镇压抗清武装的政治考量，“海禁”政策更为严苛，扬州与海外的沟通日渐赢弱。此时，因盐引专营，扬州由外销城市逐步转为内销城市，一度成为全国盐业的集散中心。为追逐淮盐之利，城内商铺鳞次栉比，盐商浮华奢侈，多子街两旁皆绸铺，翠花街“市肆韶秀，货分隘列，皆珠翠首饰铺”盐商财力雄厚，“天下税赋盐税居半，天下盐税两淮居半”，全国各地的豪商巨贾，侨寄扬州者不下数十万，“商贾什九，土著什一”；南河下一带华屋连苑，尽成富商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