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研究 | 圆明园景点建筑命名对古代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发展（下）
取材文学典故
坐石临流与兰亭集会
坐石临流是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后湖景区东北侧。坐石临流景区西北部山水间有一座坐石临流亭，原为西向三开间重檐亭，始建不晚于雍正初年，时称流杯亭。乾隆九年（
坦坦荡荡与庄子、惠子的鱼乐之辩
坦坦荡荡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是后湖西岸的一处园中园，此景开凿有鱼池，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是皇帝饲喂与观赏金鱼佳处，俗称金鱼池。鱼池东南建有四方亭，外悬雍正御书“知鱼”匾，是为“知鱼亭”。乾隆九年御制坦坦荡荡诗云：“凿池观鱼乐，坦坦复荡荡。泳游同一适，奚必江湖想。却笑蒙庄痴，尔我辨是非。有问如何答，鱼乐鱼自知。”诗序曰：“凿池为鱼乐园。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喁唼拨刺于荇风藻雨间，回环泳游，悠然自得。诗云：众维鱼矣。我知鱼乐，我蒿目乎斯民！”
坦坦荡荡的建筑意境取自《庄子·秋水》中记载的庄子与惠子关于“鱼乐”的辩论：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看到水中嬉戏的鱼儿，引发了充满哲学意味的辩论。乾隆皇帝不是一个哲学家，他认为“鱼乐之辩”是因为庄子太痴，知道不知道鱼儿的快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快乐，“蒿目乎斯民”，心里时刻要想着天下苍生的苦乐。
喜雨山房与苏东坡建喜雨亭
喜雨山房一景，位于绮春园西路最东北隅，景内北向五间殿前后有廊，北接抱厦三间，外檐悬“喜雨山房”匾。南倚冈阜，北俯清池，为绮春园三十景之一。嘉庆“喜雨山房”诗云：“九霄甘泽敷周甸，解作休征叶易爻。有象神膏浃阡陌，无边喜色遍衡茅。含青麦陇抽新颖，染绿柳蹊拓嫩梢。坐爱山房景滋洽，烟光冪历织堂坳。”喜雨山房之旁竖有一通卧碑，刻嘉庆十八年御制《喜雨山房记》。《喜雨山房记》有言：“喜雨山房之额，名副其实矣。岂同苏轼《喜雨亭》，一郡之喜，遂欣然自作记乎？”由此可见，喜雨山房与苏东坡建喜雨亭，写《喜雨亭记》的渊源。
北宋嘉祐六年（1061），苏东坡被任命为凤翔签判。次年，开始修建房舍，并在公馆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休息之所。这年春天久旱不雨，亭子建成时，碰巧下了一场大雨，民众欢欣，于是作者将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喜雨亭记》这篇文章。《喜雨亭记》对建亭的始末有详细的记载：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嘉庆十八年（1813）仲春至仲夏，“十旬未沐甘膏，又兼畿南五府、河南四郡、山东兖曹一带，均欠沾被，旱象已深，忧莫大焉”。因此，嘉庆帝决心祭祀祈雨，之后不久京畿一带就普降甘霖，可其他地方的旱情仍在持续，嘉庆帝为此仍旧忧心不已，“奉天治世，皆吾赤子。一夫不获，一人之责”，嘉庆作为皇帝，关心的是天下所有百姓的衣食，所以他认为自己在圆明园里建造喜雨山房，才是真正有与民同乐的意义，“挖苦”苏轼为了一个郡的风调雨顺就建亭、作文来纪念。不过，这难道不也同时证明了苏轼建造喜雨亭对清帝在圆明园建造喜雨山房的影响吗？
从以上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圆明园的景点名称或建筑名称对古代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它们不是与流传千载的名作有关，就是与流芳百世的作家有关。通过这些名称，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古人充满智慧的思想，独立、高洁的人格魅力，还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天下苍生的关切之心，对自然万物的同情之识。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圆明园的景点命名、建筑命名不仅蕴含着浓厚的文学意味，而且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作者］
鲁 紫 鹃
公众号ID：yuanmingyuanp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