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方能振兴乡村

作者：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 吴必虎

大规模的城市化使得城市居民、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同时在发生变化。因此，在城市化与后城市化的角力背景之下，只有将城乡一体化共同考虑进去，乡村振兴才具有现实意义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人口进入了“双向”流动的时代，一部分人想要城市化，另外一部分人已经进入了“后城市化”。一方面，仍有一大批人进城，吸引大量人口移出乡村，乡村居民被吸裹进入现代化大潮，大量乡村逐渐衰落；另一方面，城市人口不断在逃离城市、重返乡村，想在乡村找到新的生活方式。

在强势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工业开发区遍布全国，大量农地被占用，然而工业化获得的社会增长动力在下降，而被征用了土地的乡村，牺牲是巨大的。

工业化完成以后，整个社会进入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潮流、不可逆转。在现代化社会，城市与乡村居民确实存在人口、土地多种交换的需要，然而乡村—城市社会双向交换通道上的制度障碍还未打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针对新的人口结构来调整土地资源配置，而不是一刀切地执行过去的一些政策和法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制度上进行重新调整，再谈乡村振兴才是有价值的。

目前有预测显示，到2025年中国人口将基本稳定在14.5亿人左右，届时会产生的现象是，大中型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中大量人口的聚集，会令其他的城市“失血”，乡村亦是。所以，在认清城乡人口交换大趋势后，才能更有效地思考乡村到底应如何发展的问题。

首要问题是土地。土地的不可再生性及稀缺性决定了其利用应该是最大效率化。一方面，政府应减少干预乡村规划，让农民自主发展，让农民跟市民共同协商。另一方面，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土地的使用权、租赁权时效太短，导致无法激励相关主体进行财富积累。有关部门可按照当下发展诉求，合理制定土地使用权限，提高土地价值。土地必须发挥土地本身的功能，就是资源配置，让它发挥最大效率，而不是放在地方停滞。

从产业层面来讲，到底农村的土地能不能走非农化道路？我国应探索出一套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村土地的规划权、使用权、发展权回到农民手中。农民一旦有了土地支配权、土地金融权就具备了投资能力，乡村的一、二、三产业自然而然就发展起来了。

从社会层面来讲，一方面，让农民市民化。在城市化过程中，市民中有一大部分来自农村，让这部分新市民找到幸福感，就是让其市民化。另一方面，保留乡村和城镇的独立性。农民进城以后可以把房子留给城里人，让一部分资本通过这种形式进入农村。这里汇聚的不仅是金融资本，同时还有社会资本。这个时候，乡村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经走过这条道路，有了农业的产业化、工业化，以及乡村—城市社会双向交换，一批新乡绅进入了乡村，资本流向了农村，新乡村和新的乡村生活方式因此逐渐形成。

从生活方式角度讲，通过让农村土地进入市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乡绅进入农村社会，就会逐渐形成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即所谓的后乡土生活方式。这种后乡土生活方式是一种新的城乡关系，是市民到乡村过周末生活、假日生活，同时，乡村依旧生产粮食，有优秀的设计支撑，营造出乡村田园度假的生活方式，让乡村真正成为一个有情怀的、能承载乡愁的地方。新的乡村生活、新的乡村时尚，后乡土生活如何实现共享经济……这些都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形成新的社交场域。

总体来讲，把城市和乡村放到一块来讨论，乡村振兴才是正确的方向，同时要努力推进农民市民化制度，要让农村土地可流通化，只有这样，城市和乡村才能达到真正的互动，城乡趋于一致的高质量现代生活方式方能真正地实现乡村振兴。（吴必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