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文化 | 凉州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

在中华民族璨如群星的地域文化中，凉州文化如一颗璀璨明珠，闪现着独特的历史光芒。凉州文化是经过漫长历史过程积淀、融合而成，它既有自身的地域特色，又有中华文化的一般共性。又因凉州独特的历史人文区位，使凉州文化显得气象恢弘、浩博浑厚。所以，了解凉州文化，就不能不从区域地理、文化经济学等相关角度来看。

凉州古城

一、凉州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

（一）地理环境对凉州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位于河西走廊东部重镇的武威不但拥有3万多平公里的面积，而且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它地处中纬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虽距海洋比较遥远，但南部雄伟高峻、常年积雪的祁连山构成了一座巨大的冰川水库，滔滔奔流的冰雪融水注入石羊河的一一条支流，温度和水分条件的配合良好，为凉州农牧业发展提供了适宜条件。

新石器时代，凉州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作物生长和人类的生活。据考古资料证明，生息于凉州最早的人类是马家窑文化居民。那时，先民们已进入定居的农耕生活，开始了最原始的农业生产。他们用石斧砍去荆棘丛生的灌木，用石刀翻开肥沃的黄土，种植粟和稷，还饲养猪和羊，谷物加工工具有了磨盘、石杵等。

继马家窑文化之后，是距今约有4000年历史的齐家文化。在1949年后的几次考古发掘中，凉州境内的齐家文化遗址有：金羊镇宋家园村的皇娘娘台遗址和海藏村的海藏寺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大批的石器、玉器、陶器、骨器、铜器等。经研究考证，当时凉州的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发展和相当规模。

传世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出土文物表明，农业和畜牧业在凉州的发展有极悠久的历史和相当大的地域。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凉州南部和西部是林草茂密的祁连山地，同时和东北部的腾格里沙漠边缘形成水草丰美的畜牧区；而中部的走廊平原，地势平坦，渠道纵横，是大片的农业区。这些有利的地理环境为凉州在历史上赢得了“凉州畜牧甲天下”和“凉州不凉米粮川”的美誉。

秦汉以前，凉州是西戎、乌孙、月氏和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活动地区。此时，这里压倒优势的是游牧文化。但自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元狩二年)，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后，大量将士、流民和刑徒进入凉州，生活在凉州畜牧区的少数民族吸取这些中原人从内地带来的中原文化，并以文儒幽雅的中原文化充作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西汉时期，以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汇并存的凉州文化正在迅速塑形，成为一种独特雄奇，气象恢宏的地域文化立于北部中国。

汉末董卓之乱，犹如一股强劲的旋风，使久已摇摇欲坠的汉帝国终于崩溃瓦解。与军阀割据、王室贵族自相残杀相推引，北方游牧人如洪水般从西北高原横冲直下，同汉人争夺生存空间，一场长达400年的战乱由此展开。尤其是西晋怀帝永嘉年间，匈奴、羯人起兵，黄河中下游的广大百姓横遭战争屠杀、蹂躏。这一事件，被外国史学家称为“三世纪危机”。“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这句盛传京师的歌谣让远离战源的凉州成了中原百姓的瞩目地，凉州成了当时北部中国惟一安全的地区。故在锋镝之余，大量中原人不断从黄河流域迁往凉州。文化上的优势和数量上的多数（“中州避乱者，日月相继”、“散奔凉州者万余人”）使这些移民成为凉州农耕区的主体人口，他们所传带的文化也成了凉州文化中的一股新鲜血液。

十六国时期，氐、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在凉州引发的割据战争，实质上推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凉州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凉州文化得到了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这一时期形成了史家赞不绝口的“五凉文化”（凉州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独特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在中国文化史上大放异彩。

尽管凉州的自然条件在以往数千年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总的来说幅度有限，即使是气候的波动也只影响畜牧区和农耕区的界限，而这种影响又很快在三五年里自动调整，这就为凉州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二）地理环境对凉州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武威土地辽阔，南北长326公里，东西宽204公里。而历史上的疆域范围更大，其中五凉时期的前凉据境120多万平方公里，跨今甘、青、新、宁、内蒙五省区。所以，在凉州内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如高原、平原、雪山、沙漠、戈壁，表现出不同的地理特征。

从文化地理区位来看，凉州处于我国古代蒙古文化圈、青藏文化圈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有效辐射之区域。西出与东进即进入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区域，南下北上分别穿越祁连山和走廊北山山地即步入青藏文化圈和蒙古文化圈腹地。与不同民族文化在地域上的临近性使凉州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而多民族文化的不断入居及其生存空间的交互占用，使凉州文化结构趋于多元和开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样一段阐述“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这段话对于我们认识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对凉州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也是非常有具有指导性。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能力非常有限，一般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所以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狩猎、养殖、捕捞、采集等谋生活动，以后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又产生了农业、牧业、手工业等多种行业，才形成各地不同的物质基础，与不同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政治、行政制度。自西汉设置武威郡开始，凉州的农耕区一直处在中原王权的管理之下（除十六国时期、唐末、西夏），而居住在祁连山区的游牧民族则长期游离于中原政府管辖之外，盛行军事奴隶制或者部落联盟（如吐谷浑）。

多样的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在衣食住行方面，凉州各地历来就存在很大差别，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多样的风俗习惯。生活在凉州境内的游牧人住毡帐、食肉、饮乳及马乳酒，衣皮革，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而农耕区的汉人则养成了重农、安土的观念和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思想，“凉州女儿高满楼，梳头已学京都样”就是极好的佐证。在两汉时期形成的屯垦文化、商贸文化、佛教文化、器乐文化和十六国时期的著姓文化、五凉文化，以及在唐代形成的边塞文化、和籴文化等这些深受地理环境影响生成的文化样式，成了凉州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因子。

二、凉州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

(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并存和融合

凉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孕育了凉州以农耕和游牧经济两者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这两种生产方式的相互交换，是形成凉州文化中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方式。历史时期凉州农牧业文化的分布空间代有盈缩，此消彼涨，文化空间的相继占用及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促使农牧业两种生产方式不断发生代际转换。

早在4000年前，凉州的先民们就从狩猎向农耕生产过渡，用石镰、石锄等简单工具开始较原始的农业生产。当时生产水平低下，耕种面积较小，大都集中在河道两岸和谷口等地的村庄附近，呈“点状”分布。在两汉之际，由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杂居，已出现了由牧业向农业转化的现象，卢水胡即其一例。汉简中即有“秦胡、卢水士民……田作不遣”的字样，表明这些少数民族受农耕民族影响，已从事定居农业生产。

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凉州祁连山地和周边地区正繁衍生存着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乌孙、月氏、匈奴，他们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依靠畜牧、狩猎为生，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使他们常常侵入凉州农耕区。而当某一游牧部落出现具有政治远见和号召力的领袖，游牧人短暂的经济劫掠变演变为武力征服，建立起混一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割据政权，像乌孙、月氏、匈奴、羌族、鲜卑、氐族等少数民族，他们曾都在凉州建立过政权，或者建立政权后把凉州纳入统治范围。

到隋唐时，在凉州境内活动的吐蕃、吐谷浑、突厥等少数民族与汉人和睦相处，出现了“汉耕耘，蕃人畜牧”的和谐图景，各民族互为依靠，各得其所。西夏时，一部分党项人开始经营农业，“岁时以耕稼为事”“耕稼之事，略与汉同”。明代是汉文化在凉州的再一次大扩展时期，受汉族农耕文化影响，少数民族由牧转农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清代，随着农耕文化在凉州的深入与巩固，由牧转农更是大面积持续发生着，有些少数民族甚至完全变成了农业户，和汉族一样向国家交税。就是一些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番民”，也加强了与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一向是游牧区的天祝，此时也是“西番住牧，番汉住来，户口鱼鳞，松山滩视同内地矣”。

生活在凉州境内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并存，不只是为凉州文化的发展和延伸奠定了一个区别于其它地域文化的一个独特基础。而更重要的是，这两者通过迁徙、聚合、战争、互市等方式，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这些游牧民族虽然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上处于较低层次，但他们勇敢善战，粗犷强劲，善于吸收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凉州稳健儒雅的主文化的补强剂。汉唐时期形成于凉州的丝路文化、商贸文化、器乐文化、舞蹈文化、边塞文化都是凉州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精妙结晶。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游牧人从中原和凉州汉人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其自身社会形态的变化。比如，十六国时期，在凉州建立后凉、南凉、北凉政权的氐族、鲜卑、卢水胡，依汉制置百官，提倡儒教，重用汉族知识分子，重视发展汉族文化。沮渠氏就是其中的代表。470年7月，北凉王沮渠蒙逊和西凉王李歆在一个叫蓼泉的地方交战。李歆兵败被杀，西凉国灭亡。沮渠蒙逊在西凉国都城酒泉见到长史宋繇，在其卧室里兴奋地说：“我并不是战胜了李歆而高兴，高兴的是得到了宋繇这位大学者。”此时，就连奴隶制特点比较明显的南凉秃发氏也自觉与不自觉地走上了民族融合的道路。在南凉的各级官吏中，有大量汉人充职，特别是在中枢官员中，汉族官吏占一半以上。

农耕与游牧作为凉州两种主要的经济类型，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在历经数千年的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后，汇成了气象恢宏的凉州文化。

（二）农牧经济的持续性和凉州文化的延续力

农牧经济的持续性造就、生成了凉州文化的延续力。自三代以来，凉州境内的人民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未曾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而循环式的复苏和进步则周而复始，使凉州农牧经济得以长期延续。

秦汉以来，生活在凉州的游牧民族和汉人的摩擦，曾在凉州历史的不同时期掀起悲惨壮烈的一幕。然而，凉州的农牧经济依然向前发展，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凉州文化亦未曾中断，即使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到北宋淳化年间的200多年里，在凉州的统治力量是吐蕃六谷部和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政权，但浩博的凉州文化只是与中原文化出现了短暂的隔裂，自身毅然在困境中前进，文化的传承一如既往。《宋会要辑稿》记载：“西凉州也，自唐末陷河西之地，虽为吐蕃所隔，然其地亦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末者耕作，余皆吐蕃”《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亦载：“……其语言少变，而衣服犹不改。”可见，当时吐蕃作为凉州的最高统治势力，掌管着本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但实际上是尊重凉州人民的传统和风俗习惯。

西夏李元昊时期，这位小有“王霸”之志的游牧人，任用汉人为谋士，访宋制，置百官，创造西夏文字，设立蕃汉学校，大量翻译儒、佛经典，推进汉化政策。在经济方面，他也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推动了凉州农牧业的发展。进而在现代衍生出了一门新型的国际学科——西夏学，使得浩博浑厚的凉州文化系统中又多了一个文化因子，即西夏文化。

凉州文化正是这样伴随着农牧经济的长期延续而源远流长，并且经历动乱和割据的洗礼而得到充实升华。

（三）农牧经济的多元结构与凉州文化的包容性

我国的农牧经济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多元成分结构，而这一特点正造就了其文化的包容性格。具体言之，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并存的凉州，其文化也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正如史学家陈寅恪、赵俪生等总结的，两千多年间生生不息的凉州人，干了四件文化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杂糅”。而这种“杂糅”更生动具体地体现了凉州文化的包容性。

凉州文化不仅善于包容中原地区百家学说和文化精华而日臻博大，而且还长期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使之日趋浑厚灿烂。其中，东汉末年、永嘉年间和十六国时期，中原陷入战乱，而“偏隅之地”的“凉州是当时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盛唐是凉州最为开放的时代，凉州文化的包容性格发挥得尤为淋漓尽致，“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拓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凉州女儿高满楼，梳头已学京都样。”从这些唐诗，我们可以看出，胡汉文化、本地固有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相互融合的复合文化形态，促进了凉州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生机勃勃。

武威新貌

即使是对外域文化，凉州人也敞开其博大的胸怀，扬弃吸收。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佛教、音乐等诸多方面。比如，佛教自汉代从西域传到河西地区后，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一个高潮，外来佛教文化在到达中国第一站——凉州，然后与凉州固有的儒、道、玄等文化汇通交融后传向内地。又如，唐代大曲在我国音乐戏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唐玄宗时，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给朝廷的《霓裳羽衣曲》就是法曲，它是在凉州经过中西音乐的融合并进行创新的作品。现在的唐代大曲中，最重要的就是凉州大曲。“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胡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可见，凉州大曲对我国音乐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作者简介：柴多茂，甘肃武威人，现为凉州文化研究院干部，著有《张澍》（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6年10月）。

文章转载自“凉州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