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素：去闽西看土楼

也许是住腻了城市的板楼，我突然开始喜欢民居，尤其是中国各地的古民居。比如徽式乡村，苏浙小镇，丽江古城，版纳竹楼，陕西窑洞，北京四合院，以及草原上的蒙古包。在我看来，如今最值得千里万里去看的风景，只有这些分布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里的古民居。它们是活着的化石，仪态万方，谱系各异，可以当古书读，可以当方志看。它们是一种在野的建筑，没有皇家宫殿那样的奢华铺张。它们是普通人的家，里面包围的是普通人的日子。经过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年年岁岁的屋接瓦替，它们的面孔已经被洗磨出青铜色的光芒，越发给人一种安详之态，似乎就是在怂恿着我去投奔。我知道，这样的古民居已所剩不多了，以后还会更加稀少，所以，每一次的看，我都感觉是一场愁肠百转的告别。

我喜欢看古民居，可能与我的出身有关。我的老家在辽南乡下，老家的房子是北方乡村常见的那种农家小院，石砌的底座，青砖垒的墙面，窑泥铺的平屋顶，木格子窗户糊着白色的高丽纸。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它低矮而宽敞，秋天的阳光似乎全被它收到院子里，把晒在院子里的谷草和苞米穗照得金黄一片。进城之后，我再也没住过那种有院落的房子，当然再也没感受过老家院落里的那种明快和温暖。也许是害怕在城市里走失，我每年都要回乡下住几天，那座金黄色的农家小院，虽算不上古老，可它是我的祖屋，在我心里，它仿佛是一盏风灯，总在提示我别忘了自己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谁。

我喜欢看古民居，还因为现在的城市过于俗艳。这是一个大兴土木的时代，街道两旁几乎所有的旧都被掘挖机碾碎推倒，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匆促而肤浅地把自己装扮成新，于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彼此重复，相互模仿，越来越变得影像模糊，难以分辨。城市以为这样做会让居住在这里的人对它更加依赖，实际上却是对它更加怀疑。城市不但在大兴土木的高潮中糟践了自己，还带坏了原本朴素宁静的乡村。如今的乡村正在盲目地追随城市，乡村的天然和自在，已经被水泥钢筋混凝土这种粗糙的工业符号一点一点地支解或修改。记得某年夏天，我坐在由绍兴去宁波的火车上，铁路两侧的原野就是闻名四方的江南水乡，我却不幸看见，古人用美学和诗意创造的粉墙黛瓦，居然被一片片金碧辉煌的大理石和琉璃瓦所替代，那种在天地间流传了千百年的和谐，那种让江南人享受了一代又一代的美感，已经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我就想，不用多久，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就将再也找不到踪影了。

正因为如此，我去闽西看土楼的心情，既雀跃，也沉重，甚至还有一些恍忽。罗哩罗嗦，竟写了这么长的开头。

其实，我没去过闽西，但我很早就知道闽西土楼。它那神秘的造型，它那聚族而居的热闹，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谜。我还知道，闽西最著名的土楼在永定。它地处闽西的西南，那儿是山岭里的山岭，偏僻里的偏僻。或许正是这种遥远，这种深藏，让它完好如初地保留到了现在吧？

记得，去永定的路十分难走，中午时分从龙岩出发，直走到太阳西下，我们才来到因土楼而著名的洪坑村。坑即是川，川即是水。洪坑果然坐落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山谷的中间就是一条清流汩汩的河溪。那是能让人一下子想起童年的流水。水上的桥，桥两边的岸，岸边的柿子树，以及在岸上错落着排列的土楼，拼在一起就像一幅说不清年份的油画。

最抢眼的当然是土楼。它们或圆或方，圆如巨仓，方如围城。我第一眼看见它们的时候，既像从传说中被一下子拉进了现实，又觉得时光在向后流转，人恍如走在梦境里。因为我出生在乡村，我曾经走过许多地方，所以我对村庄的形态并不陌生。在我看来，村庄的屋舍应该是半掩在树木的后面，应该是一家一户的，星星散散的。可是洪坑村让我看见了村庄的另一种图景。你不能叫它们屋舍，它们是一幢幢各自独立的土楼。虽然每一幢土楼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可你又不能说这里是纽约那样的城市。我只能说，这么多的土楼拥挤在一起，使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村庄，更像是一个王国了。

我听说，土楼的主人大多是客家人，土楼也许就是客家人先祖的杰作。土楼既是客家人所建，我便明白了它为什么如此硕大，如此坚固。在这片寻常的山岭里，土楼们的确显得突兀而奇异，仿如天外来客。可以想见，当初它们来的时候，对这片山岭曾是一种怎样的侵犯，这种侵犯虽然让它们落了地，生了根，它们却自此就失去了安全。这片山岭原本是土著者的家园，当中原汉人以客家人身份由北方逃亡到闽西，也把中原的居住文化夹在包裹里带到了闽西。因为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逃亡者，所以，土楼从建造那天开始，对外界就是一种防范和拒绝的态度，看似威风，看似有尊严，却在不经意间透露了无奈和慌恐。土楼既是客家人的居室和家园，也是客家人的掩体和工事。在我一幢一幢地走近它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揣起了敬畏和小心。

那个下午，让我慢慢松弛下来的是土楼门上的名字。每一幢土楼都有一个名字：福裕楼，来升楼，奎聚楼，承启楼，振成楼…..每一个名字，似乎都把字本身的意义放大了好几倍，因为它们被赫然地雕刻在楼的正门上方，就像楼主人的眼睛或表情。有的土楼在大门两边还配有一副楹联，楼的名字就相当于眉批了。它们加在一起，把意思传达得就更加明确了，既可以看见这一幢土楼的意志，也可以看见这一个大家族的操守。我就想，将这么多人围拢在一幢土楼里，让这么多人世世代代住在一幢土楼里，总需要一种力量来凝聚，来呵护，这个力量只有门上那几个方块汉字远远不够，实际上是方块汉字后面的东西在支撑着土楼。土楼里的人，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带着那方块汉字后面的气息。汉字在城市已经被简化了，在土楼仍然是繁体时代。

再大的土楼，也只有一个大门，出口却不止两三个。每幢楼高有三层或四层不等，楼壁都一律用生土夯筑。朝外的楼窗位置越高，孔越大，越低，孔越小，最后小得就像堡垒的枪眼。这样就越发显得楼的外墙面积大而厚重，在视觉上格外地突出了泥土的形象。也许这就是它之所以叫土楼的缘由。土楼将泥土竖了起来，立体起来，土楼将泥土变成了一种更有质感的大自然。与我一起来看土楼的人大概在城市呆得太久了，冷丁看见这么亲切、这么香熟的泥土，所有的人情绪立刻都变得疯狂起来，大家站在土楼前照相留念的时候，恨不得把自己的身体融进土楼的泥墙里。

土楼的楼顶大都用黑瓦覆盖，式样也是传统的大屋檐，整个架势带有很浓的中原官家色彩。它们其实与四周环境并不和谐，应该感谢闽西山里的泥土，正是这粘稠可人的泥土，让土楼在这片山岭里成为一种美丽的安插，成为民间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我看见过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行的那一套民居邮票，其中圆形土楼在那套邮票里被推为福建民居的代表。后来曾有一次洛杉矶国际建筑模型展览会，洪坑村振成楼的模型与北京雍和宫模型曾在会上并列展出，这个情景，让在这座土楼里居住过的海外游子们惊讶不已。

我在一本画册上得知，永定土楼的红盖头是在20多年前的一天被揭开的，由此引来了画家、摄影家、作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以及各方旅游者，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幸与不幸，都不由土楼分说了。谁叫土楼这么深厚呢，几乎每个人都能在土楼身上翻找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让一向封闭而规矩的土楼，就这样没有了隐私，就这样变成了研究者翻来覆去的话题，变成了镜头前风情万种百用不厌的布景。闽西土楼，从此就再也无法隐藏。

我发现，走进闽西的山岭，土楼，客家人，绝对是两个无法绕开的词语。以前在别处也曾听过客家人的故事，可是在闽西再听，感觉竟不一样，说话者的语气和表情，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和愁怅。

与客家人相对的当然是土著。闽西的土著是畲族人，他们原本就人口稀少，闽西的山岭似乎故意留着大片的空白，只等着客家人来充填。客家人的祖居地原本在中原，据记载，历史上客家人曾有六次南迁，其中规模最大的南迁有三次。第一次南迁始于公元317年，正值西晋之末，因为发生五胡乱中原的大事件，陕西、河南的汉人纷纷离乡南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南北朝时代；第二次南迁始于公元1127年，金先灭了辽，继而与宋交战，结果是女真人将徽、钦二帝掳北，中原的汉人与宋高宗一起仓皇南渡，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南北朝时代；第三次南迁始于1645年，明末清初，努尔哈赤的子孙先是入主北京，接着满旗南下，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客家人流离失所。客家人，其实就是一群背井离乡的中原人。客家人南迁的脚步并不是一下子就走到了南方，而是一次战乱，向南迁移一下，渐渐走远。南迁的路上不知走失了多少人，谁能走到最后，谁就做了客家人。

在逃亡者的队伍中，数量最多的当然是平民百姓。但是，因为每一次大的战乱都是非常时期，每一次南迁都与改朝换代的政治变局有关，所以逃亡者中既有失去江山社稷的天子陛下，也有为了躲过株连而隐姓埋名的皇亲国戚，还有为了保全名节和财产的达官显宦，贵族富户。那是一场又一场举族的逃亡，逃亡者的行李里有金银细软，后来只剩下了破衣褴衫，再后来就是对中原对故乡的记忆了。

我总觉得，土楼其实是客家人对记忆的一次复原。现存的土楼最早建于明代。明朝末年是客家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南迁。曾有人说，土楼始作俑者不一定是客家人，土著的畲族人也修筑过土楼。可是，洪坑村土楼的确让我看见了中原文化的影子。那种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那种天圆地方的信仰，那种耕读传家的意识，那种君臣父子的儒家风范，都包藏在土楼的内院。一幢土楼，最多居然可以容纳五百多个小家小户，几千口人。这是一支大族群，一个大集体，这些人因为来自同一个方向，拥有同一种命运，同一脉血缘，彼此间骨肉相连，息息相通。从外面看，楼是用夯土筑成的，从里面看，楼是用亲情铸成的。

在“振成楼”门口，坐着一位半拄着拐杖晒太阳的老奶奶。她那佝偻的姿态，茫然的眼神，让土楼显得更加古老和宁静。在老奶奶身后，是几个年轻的女人，她们坐在院子里，每人摆一个摊卖旅游工艺品，或推销介绍振成楼的画册，也有的在做饭哄孩子。商业气息，烟火气息，混杂在一起。在楼内院居住的人并不多，大部分房间已经被劈为家庭旅馆，由于已经过了旅游旺季，甚至有一点冷清。一个女人往我手里塞了张名片，上面写着林姓楼主的名字，服务内容和价格，还有手机电话、包车旅游一条龙之类。“振成楼”是圆楼，建于上个世纪初。村里还有一座林姓土楼，叫“福裕楼”，那是祖上早年修建的一座方楼，也叫“五凤楼”。林姓在洪坑村是大户，民初黎元洪当总统期间，林姓曾出过一个四品官，“振成楼”大厅里至今还挂着黎元洪赠题的匾额，上题“里党观型”四字。当年，黎大总统赞林姓楼主是乡里楷模。如今，“振成楼”在洪坑村仍然是一个楷模，唯有它开办成对外营业的旅馆，为洪坑村作了彩色的封面。

我在这里第一次听说，客家人有个习俗，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要把脐带埋在土楼里自家的门前，叫把根留住，叫不忘根本。所谓寻根，原本是指飘泊在外的客家人回到家门口找自己当年埋藏的脐带，后来泛指客居海外的客家人回乡认祖归亲。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和出身，客家人不论走到哪里，身后都缠着一根脐带式的故乡情结。然而，那根脐带却并没影响客家人的脚步，他们从中原到南方，从南方到南洋，从南洋走向世界。只要有土地，就有客家人落地生根。在当今世界，客家人已经是一个固有名词。在许多地方，客家人已经不再是客，而是反客为主，创造了太多的奇迹，积蓄了太多的财富，获得了太多的荣誉。可他们仍然称自己是客家人。既是客家人，就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土楼里，他们一定还要再走出去。对于林氏子孙，洪坑村口的“振成楼”，在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家，在他们远走的时候，便是揣在心里的精神行囊。

那天直到傍晚的时候，我们才从村里出来。出村必路过“振成楼”，那个老奶奶仍在门口塑像般地坐着。她应该是土楼里的祖宗，她也是永远住在土楼里的阿婆。因为许多年轻人已经从土楼里搬出去另盖房子住了，那房子不是土楼下的蛋，而是现在时兴的混凝土板楼。我明白年轻人为什么要搬出去，住土楼受约束，要遵守许多规矩，还有土楼太封闭，太嘈杂，太没有私人空间，而年轻人需要的是自由。所以，只有老奶奶可以像土楼一样凝滞不动，像土楼一样习惯于原有的格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很快就会让土楼变成空壳，他们的孩子也将因为不在土楼里降生，而不会把脐带埋在某一扇门前。真到了那一天，土楼院子里所埋的那些根，也将和土楼一样，只能在文字和图片里展示自己的风情万种了。

然而，我好像并不担心客家人忘了回家，而是担心那条通向洪坑村的水泥路修好以后，当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那些出了汗的脚，那些肆意的笑，会不会震落土楼外墙上的泥土。那泥土要是越来越单薄了，土楼的样子就改变了，以后的人还能像我这样，看见这么密集、这么本色的土楼吗？土楼是闽西的古民居，它们已经是闽西最后一块文化地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