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都奈良：为何被誉为“了解唐朝建筑艺术的唯一选择”？
著名的平城京遗迹现位于奈良市郊区，其布局和唐都长安一样呈棋盘形。长安有横八竖九的条坊制街道，中间有将城市分为左京、右京的朱雀大道，还有遍布城内的寺宇，这一切也同样体现在平城京中。平城京中的建筑多仿照唐代的式样，官民们也穿着类同于唐朝人的服饰。与长安不同的是，平城京中没有长安那般异域商人与艺匠麇集的景观，也没有类似长安那样需要严防侵袭的宽厚而坚固的城墙。虽然当时平城京的面积只有长安城的四分之一，人口不过长安城的五分之一，但将平城京看作长安的缩影，却毫不为过。
但这一仿效唐都而建立的完美的都城不过仅仅风光了74年便因迁都而黯然失色。公元794年，日本朝廷迁都于平安京（今京都），1868年再迁都于东京。伴随着京都千余年的繁华梦和东京成为日本的新宠，奈良就像褪去花容的弃妇，渐渐被人们所冷落和遗忘。
此后，奈良开始步入多灾多难的历程。中世纪，奈良曾被卷入战争。1180年，奈良许多寺院和街市被烧毁。15世纪，以商业为中心的奈良再度繁荣。随着战国时代兵乱结束，奈良成了德用幕府直辖领地，称为“南都”。明治时代“废佛毁释”，奈良又动荡不安。直到近百年来，奈良才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期。最值得庆幸的是，1945年二战行将结束时，美军准备轰炸日本，中国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在提供给盟军的地图上对古都奈良和京都加圈以示保护，奈良及奈良城中珍贵的唐式建筑终于幸免于战火。
东大寺大佛殿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木构建筑奈良虽是一个只有38万人口的不大的城市，但其中却有7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建筑——清一色的古代佛教寺院。中国佛教建筑早期以佛塔为主，至隋唐时渐代以佛殿。当时的佛殿多仿照皇宫的模式建造，气魄宏大。而中国早期宫殿建筑几无遗存，侥幸存世的佛殿却可反映出当时的宫殿形像，寺庙建筑也因此在建筑史上极富价值。
奈良时代以及此前的飞鸟、白风时代，是佛教掌握政治实权的时期。日本大化二年正值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孝德天皇发布改革诏书，要求日本按唐代模式，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此即日本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大化革新”。由于促进这个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多是学问渊博的入唐留学僧，他们日益提高的政治地位促使日本佛教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时期。
为了推广佛教，日本建了许多寺庙。奈良初期，藤原京的元兴寺、兴福寺、药师寺等著名寺院均迁到平城京，加之仿照长安西明寺建造的大安寺，圣武天皇新造的东大寺、称德天皇新造的西大寺以及鉴真和尚创建的唐招提寺于是就有了奈良七大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奈良时代的著名建筑，如东大寺的正仓院、法华堂（三月堂），唐招提寺金堂，都是原汁原味的天平时代的盛唐之影，它们也都历经劫难而存留至今。
笃信佛教的圣武天皇（701-756年）于724年登上国君宝座，并于729年改国号为天平。他采取了以佛教兴国的策略。天平十三年（741年），他下令建造全国68所国分寺的总寺院。因该寺建在首都平城京以东，故名“东大寺”。寺庙尚未落成，他便于749年让位于惟一的女儿，即后来的孝谦天皇，自己则出家以佛为伍。
751年落成的东大寺是日本乃至世界上目前仍在使用的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寺内的大佛殿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木构建筑，正面宽57米、深进50米，大唐瑰丽精细、变化多端的建筑风格尽现其中。这座宏伟的木构建筑12世纪末毁于兵火，再建之后又复烧毁。经历两次战火，现在的大佛殿已经不是当年的原貌尽管1692年重建的大佛殿规模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但仍是世上现存的最大的古代木构建筑。
丝绸之路东进的证据：正仓院供奉在大佛殿中的金铜卢舍那大佛为《华严经》中的至尊，法度无边，光芒普照，正合圣武天皇以佛法为本治理国家的心愿。这座佛像高16米多，重约5吨，铸造了8次，费时9年才完成，是天平时代佛像雕刻艺术的精华之作。遗憾的是，大佛完成后经多次火灾，现在的大佛大部分是17世纪重建的。
尽管东大寺中的大佛殿及卢舍那大佛已非奈良时代的原貌，但东大寺中的正仓院却是地地道道的1200多年前的遗物。
从奈良到平安时代，日本各大寺皆置正仓，围墙为院，成为正仓院，而东大寺的正仓院则是惟一保存至今的一座。它收藏的文物，始于756年光明皇后向东大寺献纳的圣武天皇的遗物，有武器、乐器、文具、游戏用具及东大寺法会用具等约3000件，其中不少是遣唐使们自唐都长安带回日本的原物珍品。
正仓院里的唐朝稀珍俯拾即是。数十种动植物和矿物类药物，是根据《新修本草》从大唐或者新罗的转口贸易购买到的。乐器阮咸、投壶、双六等，喻示着当时的奈良宫廷和贵族是如何沉迷于唐人的生活方式。根据当时的《献物账》记载，还有金刚智三藏的袈裟，王羲之、王献之和欧阳询的真迹，可惜这些宝物今已不复存在。
正仓院保存下来的不仅有采用铸金、雕金、金银镶嵌、镀金等技术制造的金银工艺品，还有施用干漆、平脱、螺钿等技术制造的漆木工艺品，以及雕花玻璃工艺品和施彩釉的陶瓷等。这些工艺品的式样和图案，不仅反映了唐风，还表现出印度、波斯及东罗马、希腊等地的工艺风格。正仓院藏有制作精细的乐器如箜篌、琵琶等，其中五弦琵琶是全球仅存的遗品。从那些琵琶、筝、箫、笙、横笛里，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遥远的丝绸之路的旋律。这说明在8世纪时，胡人音乐不仅风靡唐朝，而且也流传到日本。此外还有东罗马的雕花玻璃、波斯萨桑王朝（26-650年）的漆胡瓶。这些具有晶莹质感和波斯情调的玻璃器皿分明都是小亚细亚民族的特产。正仓院及其宝物的存在，已成为丝绸之路东进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鉴真圆寂时，唐招提寺尚未完工奈良是一座寺院灿然的佛都。寺院内需要安置佛像，于是各具初唐、盛唐、中唐风骨的雕刻便频频出现在奈良的寺宇中。
东大寺的诸佛雕像达到了天平艺术巅峰，但盛极必衰。越过这个高峰，天平艺术渐渐显现出风烛摇曳之态。而唐僧鉴真及其所开基的唐招提寺所的出现，却在天平艺术的斜阳中，抹下了夕阳无限好的重彩之笔。
扬州名僧鉴真（688-763年）14岁时在扬州大云寺出家，18岁到会稽（今浙江绍兴）龙兴寺从道岸法师学戒律。707年，“南山律宗”开宗祖师道岸应皇帝诏，启程北上长安。鉴真追随名师，也开始了北上游学洛阳和长安的活动。唐开元元年（713年），鉴真在长安、洛阳开始讲授律疏经义。为了在南方弘扬律学，不久他回到了扬州。733年，鉴真成为南方戒律的权威，被尊为授戒大师，并先后给4万多僧授戒。
鉴真在扬州的弘法活动成绩卓著，名声远扬日本。当时日本缺乏传授戒律的高僧，圣武天皇遂派奈良兴福寺荣睿、大安寺普照两人到中国聘请鉴真赴日本传戒。
743至748年间鉴真曾5次东渡，均因风暴或人为原因没有成功，并在第5次东渡途中因劳累和暑热而双目失明。753年10月，日本第11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归国前到扬州拜见鉴真，邀请一同赴日。754年2月，66岁的鉴真连同批身怀建筑、雕刻等绝技的唐工终于到达奈良的平城京。
鉴真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两个月后，鉴真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筑坛，先后为皇族及澄修等440名僧人授戒。756年，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成为日本佛教律宗的开山祖。
圣武天皇死后，鉴真被朝廷免去“大僧都”之任，尊为“大和尚”。此后，鉴真专事于弘法事业。为了不受干扰，他利用朝廷赐给自己的田园，按唐朝寺院布局创建唐招提寺。“招提”意为非官办的私家寺宇。由于鉴真双目失明，寺宇的修造工作由他从中国带来的弟子主持。但在763年鉴真圆寂时，工程尚未完成，弟子们继续营造。
唐招提寺的金堂与五台山佛光寺非常相像唐招提寺的金堂、开山堂、讲堂等是最能体现大唐风韵的精彩建筑。金堂是鉴真去世后弟子如宝建立的，它保存了中国盛唐风貌，亦即日本天平时代的建筑特点。其正面横列有8个环柱，柱子上面的三层斗拱，屋脊两端高翘的鸱尾，使整个建筑配合得当，庄重美观，体现出朴实而恢宏的天平气象。日本作家井上靖曾经以金堂上的鸱尾为题材写出了著名小说《天平之甍》。这座著名的金堂建筑和建于857年的中国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非常相似。虽然两个建筑时间相隔百年，但建筑风格及佛坛、佛像等的配置却非常接近，毕竟它们都是出自唐朝工匠之手，反映的也是相同的宗教建筑理念。
鉴真对日本奈良的建筑、雕塑、美术、书法和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他用鼻嗅法将正仓院的藏药逐一分辨，列出用途著成《鉴上人秘方》流传于世。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还有植物。鉴真到日本时就带来了“青莲华茎20支”。唐招提寺历来都是以盆栽的方式培植着珍贵的莲花，其中即有鉴真带来的青莲。一直到现在，那些白色莲花依旧年年盛开。
鉴真带去的“二王”法帖和擅长“二王”书法的弟子，对日本书法的流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和鉴真一同来到日本的唐工，则带来了一股中唐雕刻的新气象。在溢满唐风的金堂建筑内，精彩的卢舍那佛坐像和千手观音立像已超越了天平盛期形式化了的圆满静谧，在崇高威严中更富深蕴。
在唐招提寺的雕像群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反而是开山堂里的鉴真和尚干漆坐像。763年5月6日鉴真圆寂，享年76岁。弟子忍基以写实的手法塑造了大师晚年的求法心境：鉴真面向西方，双目紧闭，略带微笑，将大师的风骨与个性、坚忍与悲悯刻画得淋漓尽致。虽然他解脱了佛像的高贵，却索回了人性的尊严。
奈良的日常生活与古代中国文化共生日本温带季风性气候对木质建筑颇为适宜，所以有不少建筑能够历经1200多年而保存至今，当然它们也都是躲过了火灾的幸运儿。虽然佛教是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但是中国目前保留的唐代寺院仅有五台山的南禅寺、佛光寺等少数几个，且规模有限，其余都毁于历代的战乱和灭佛运动。看着奈良保存着的众多宏伟的唐式木构建筑和精美的佛像，不得不让人为这些奇迹般留存下来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备感欣慰与惊叹。
奈良古迹的存留是偶然的，但似乎也具有定的必然性。自迁都长冈京后，朝廷内虽曾一度兴起重迁平城京之动议，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平城京亦逐渐被埋没于深土之中。
凡是优秀的东西终究不会被人们遗忘。为了寻找日本文化的源头，人们对奈良及平城京的记忆开始苏醒。平城京见于文献记载是1681年出版的《和州旧迹幽考》，书中记述了平城宫的位置、平面形状及规模。1852年，北浦定政开始了平城京复原研究。1922年，平城宫大极殿、朝堂院被指定为史迹。1959年，对平城京的科学发掘正式启动。考古发掘持续了很长时直到现在仍未终止。近半个世纪的考古研究使曾被埋入泥土中的平城京，渐渐地露出本色。
平城京东西长约5.9公里，南北宽约4.8公里，面积为藤原京的3倍，分为皇室居住的平城宫和其他人员居住的京城区两部分。平城宫位于平城京的北部正中，划分成举行政治仪式的大极殿、朝堂院，作为天皇居所的内里，处理日常政务的官衙以及举办宴会的庭园等区域。内里作为天皇的寝宫，其建筑保持着日本传统宫室的特点：柱子不用础石，而是直接立于地面之上；屋顶不用瓦，而用桧树皮。内里以南的大极殿是天皇处理朝政、举行各种仪式典礼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其规模很大，可惜现在仅存建筑的基础部分。与内里不同的是，大极殿的屋顶用瓦，建筑形式比较考究，可以看出中国唐代建筑的影响。
平城宫内的东部原为太子所居的东宫，这也是模仿唐代都城的制度。后来称为东院，成为供天皇游玩的场所。这一带出土了精美的三彩陶器和涂有绿色釉的瓦。在此地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庭园，内有水池、小桥和平面呈八角形的亭榭建筑，它们在向人们诉说着这里当年的豪华。
以前平城京以朱雀大道为中心线，区划左右两京的棋盘式市街。而今天的奈良主要市区位于平城京遗址以东，街道仍以“条坊”状展开。当时以条里制命名的町名现在还在沿用，像奈良市立一条高中、唐招提寺所在的奈良市五条町、奈良市政府所处的奈良市四条大路，以及市立六条小学、三条大街等，这些人们都习以为常的东西，却正是奈良日常生活中与古代中国文化共生的现象。
“唐风”到“国风”的转变尽管江户幕府创建的东京如今璀璨夺目，京都也因近千年的荣光而名声在外，但日本人对于孕育着大和民族的奈良，却有着无可言喻的脐带情感。面对平静祥和的奈良，回望大和文化的发源地，人们时感困惑：为何奈良的繁荣如此短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人们弃奈良而去?
翻开日本历史，人们惊讶地发现：在繁荣的佛教艺术和华美的贵族文化外衣下，奈良已隐伏着深重的危机。展开奈良地图，这个城市的特色会清晰地跃然纸上：拱卫着平成京遗迹的是大大小小的佛寺，它们以自己或优雅清静或宏大壮观的身影向世人诉说着佛教在这里曾经主宰着一切。
圣武天皇所开创的天平时代正值唐玄宗（712-756年）创立的开元盛世，此时中国佛教发展达到极盛，寺院之数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倍。一切以唐为本的奈良也遵循着以佛教兴国的衣钵。
佛教曾使奈良文化充满浪漫色彩。由于佛教被作为镇护国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密切，僧侣待遇优厚。在朝廷的庇护下，僧侣兼并土地，秽乱法门，盛极一时的佛教政治日渐走向堕落，同时也导致圣德太子所建立的律令体制日趋衰败。奈良朝末期，由于僧侣干预政治，朝廷与佛教势力之间的矛盾激化。为了削弱权势贵族和僧侣的力量，也为革新政治，桓武天皇于784年将国都迁往山城长冈，又于794年迁都平安（即今京都），开始了平安时期。
此时唐代已处于藩镇割据的乱世。在鉴真和尚到达日本不久，大唐帝国便发生了安史之乱，直到他圆寂那年，这场导致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动乱才宣告结束。
日本贵族曾仰慕的大唐己摇摇欲坠。遣唐使日渐减少并最终停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渐渐摆脱“唐风”而走向“国风”。随着“国风”在京都漫延开来，奈良便成为“唐风”曾经存在的标本，孤傲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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