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乡随俗的佛教：莫高窟与龙门石窟所见的佛像中国化

导语：如果各位仔细观察敦煌莫高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些微的差异。前者高鼻深目，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而龙门石窟佛像则慈眉善目，与内地的汉人长相无异。如果仔细思考，为何同样都是佛像，在两地却呈现不一样的表现。其实，细究其中原因，我们发现背后蕴藏的则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

早期佛教传入中国取两道：一为从古印度大陆浮海，相继经过东南亚诸国，然后在广东沿海登陆，自南向北传播，其中著名佛教人物有菩提达摩祖师。另一条自古印度大陆向西北方传播，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然后从阿富汗，翻越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经西域（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传入内地，进入内地的第一站就是敦煌，著名佛教人物有西域人鸠摩罗什和小月氏人支谦。两途中，因为古代航海技术较为落后，而且海浪巨大而危险，而以陆路为主。

佛教传播路线

位于河西地区的敦煌，地处祁连山的迎风坡，降水丰富，水草丰美，原本是大月氏人游牧的区域。匈奴人强大后，击走大月氏人，又成为了匈奴人游牧的区域，因此此地戎风兴盛。汉武帝北伐匈奴，夺取了河西地区，汉武帝元狩、元鼎年间相继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此时敦煌才正式始隶华夏版图。

河西四郡

从地图上看，敦煌作为中原王朝西部的边疆之地，历来华夷交错，阳光、玉门关均设在此地，有诗云“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正是说明这里环境恶劣，虽然武帝在敦煌设郡后，中原文明逐渐传入，来自内地移民来此开垦，但仍以本地人为主。这就造成了生活和交往的惯性，也因为远离内地来往不便，交往的对象更多的是西域诸国。

敦煌石窟

西域诸国在人种上与古印度比较接近，古印度此时主要为雅利安人，而西域甚至河西地区多粟特人，塞种人，据荣新江研究表明，粟特人分布非常广泛，从西域到内地的长安、洛阳都有分布。

塞种人装饰品

我们知道，宗教是对现世生活高度凝练，作为佛教在人间祭拜的佛像，实际上对人世长相的反映。所以说当古印度的佛教传往敦煌时，佛像不需做过多的改动，只需保留原有的特色，这既有敦煌是佛教传播的重镇，来自古印度高僧传教的因素，也与本地的人种长相类似、深受古印度文明影响相关。所以，西域乃至敦煌的佛像与古印度的佛像极为相似，较多保留的原始了面貌。

犍陀罗风格的佛教造像

洛阳的龙门石窟则不同。洛阳被称之为天地之中，历朝的都城，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这里儒学兴盛，又是汉人的核心区，外来文化在此传播非常困难。因此，佛教在此处传播，要想获得统治阶层和普通百姓的接受，必须进行本土化，用汉文化中接近佛教的话语释读佛教的经文，放松排斥心理，取得统治阶层乃至普通百姓的认可。佛教自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原，此后历经长时期的本土化工作，儒家和佛教原本是两种对立的文化，也开始接触乃至融合。

龙门石窟

魏晋时期，佛教接受了儒教的一些教义，开始更加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正式完成了儒释合流，此时作为一种新的佛教，中原佛教正式出现，并受到统治阶层和普通百姓的广泛接受。萧梁的皇帝萧衍就是一位崇奉佛教的皇帝，其为亡妻所作《梁皇忏》也成为佛教经典。那时，佛教真正在华夏大地实现了遍地开花，出现了第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佛教大盛的生动写照。

梁武帝萧衍

佛教的广泛传播和信徒的增多，带动了寺庙的发展和佛像的建设。龙门石窟正是开凿于这段佛教兴盛的时期，当时洛阳是北魏的都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也开始进行了大规模汉化改革，虽然由鲜卑人统治，但是整个洛阳城确是华风鼎盛。

佛像的建设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原来坦胸露乳的菩萨，纷纷穿上了衣服；原本高鼻深目的印度人，容貌上也变得更像汉人了；原本凶神恶煞的菩萨，都变成了一个个慈眉善目的人。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观世音菩萨，其在印度的时候还是男子身，到了中国竟然出于本土化的考虑，变成了女儿身，这在唐朝时期正式完成了转换。

水月观音青铜像，前身是男性

始于北魏年间开凿的龙门石窟，佛像竟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正是由于佛教本土化的结果。我们还可以拿北魏早期都城平城的云冈石窟进行对比，云冈石窟与敦煌石窟佛教造像比较接近，都较多的保留了古印度佛教最原始的特征，这与鲜卑人的人种和处于整体国家文化发展较低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佛像可以原原本本的自古印度移植而来，而不需要做过多的改动。

白马寺

洛阳佛教传播的最大困难便是这里文化高度发达，而且已经出现了本土宗教道教，还有上层精英的儒家思想传播。佛教若想在这里传播，必须进行本土化改造，否则很有可能水土不服。当然，也有前面提到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等因素。只有这种经过本土化的佛教，才能在中原生存，并一直延续到今日，而原本的古印度的佛教不但在本土已经基本销声匿迹，就是在中国也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仅剩下敦煌石窟、云冈石窟这类佛像，提醒这里曾经有最原始的印度佛教传往这里。

不单单是佛教，任何外来文明进入中原，如要传播生存，必然要经历一系列的本土化改造过程。华夏文明的张力即在于此，实际上我们今日所见的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华夏文明为内核的中华文明，不断吸收诸如古印度佛教、西域、其他各种文明，最终糅合而成了今日我们所见的中华文明。佛教的造像艺术便是这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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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岳钰 ：《佛教造型艺术在中国的发展》

2.尹冰：《论佛教对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影响》

3.孙英刚、和平：《犍陀罗文明史》

4.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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