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伦苏木古城：内蒙古达茂旗草原深处，一座荒芜的景教之城

坦荡寂寥的达茂旗草原上，黄昏去得十分缓慢。敖伦苏木古城被夕阳抹上了一层金色，耀眼而沉静。若在它全盛时，必定雄伟壮丽，一派辉煌。但此刻，它已是废墟，只有几段残墙，遍地基址，无数瓦砾，躺卧草原深处，被一圈长达数千米的铁丝围栏牢牢圈在其中。

已是9月之尾，秋色深沉。我们从达茂旗政府驻地百灵庙出发向北，行驶大约40公里之后，抵达敖伦苏木古城。此行道路一平如砥，绝少车辆，两边草原也罕见羊群。从2008年1月1日开始，达茂全旗牧区2357万亩草场实施为期10年的全面禁牧，几年过去，草场整体生态得到有效恢复，而我却因为不能目睹羊群遍野的草原景观而略感遗憾。

原本以为敖伦苏木古城纵然已是废墟，但毕竟有残留的城墙在，当可远远望见，不料看见它时，它已在眼前。带着惊喜爬下车，才发现那一圈铁丝围栏连绵不绝，高近两米，唯一的入口处挂着一把铁锁，把我们拒之门外。正在围栏之外徘徊观望，一骑摩托从远处飞奔而至，来者是达茂旗文物部门雇用看守古城的一位蒙古族小伙子，家在此处不远。就在我们刚刚把车停在围栏外时，他已经接到了附近牧民的电话，于是赶紧过来打探虚实。聊过几句之后，小伙子见我们行迹不算可疑，旋即飞车而去。临走时没忘了叮嘱一句：千万不要爬进去！

此时夕阳愈发绚丽，正是一天里光线最好的时候，我们隔着栏杆草草拍了几张照片，心有不甘地爬上汽车，沿着公路继续向东北行。不远处，一片铁锈色的低矮小山，小伙子称之为黑头山，站在上面可以遥遥俯瞰敖伦苏木古城全景。爬上最近的一座小山包时，夕阳已经贴近地平线，半轮明月高悬碧空，寥廓天幕下，敖伦苏木古城长方形的轮廓依稀可见，那几段残墙以及古城中隆起的数座高台，有如海面上的金色小岛。山脚下，一线细水泛着白光，游丝一般，蜿蜒不绝，名叫艾不盖河。

我们以为黑头山上有岩画，绕着山包找了半天，一无所得。后来才知道，达茂旗的草原上有很多这样的小山，名叫黑头山的也不止这一个。

凉风起来了，夕阳终于完全消失，天空呈现出迷人的墨蓝色，而草原深沉如一幅暗色调的油画。下山途中，一只巨大的飞鸟忽然从岩缝中冲出，扑扇着翅膀从我头顶掠过，我登时惊出一身冷汗。回到百灵庙，已是晚上8点，我感觉浑身发冷，头晕得厉害，几乎连路走都不成了。我对黑梅说：莫非是我得罪了山神？这天夜里，我没吃晚饭，吞了几片感冒药之后，昏昏睡去。

近一个世纪以来，专程探访过敖伦苏木古城的学者数不胜数：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学者黄奋生、日本历史考古学家江上波夫、美国汉学家和蒙古学家拉铁摩尔……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虽然这座古城的废墟已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上沉睡了几百年，但对于当地牧民来说，它只是和一连串真假莫辨的传说联系在一起，没人知道它的真实身份。1927年，当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开始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科学考察时，这座古城开始渐渐显露真容。

与前几次科学考察活动不同，斯文·赫定此次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队伍中出现了中国学者的身影。由于中国知识界反对之声不绝，舆论汹涌，向已经同意此次考察行动的北洋政府施压，“大元帅”张作霖叫停了考察行动，而斯文·赫定最终妥协，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达成协议：考察团必须有中国学者参与，此行所获文物全部由中国学者带回北京。参与其中的中国学者，就包括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黄文弼，时年34岁。

在百灵庙的旅店里昏睡一天之后，我强打精神，再次来到敖伦苏木古城。达茂旗文体广电局负责管理敖伦苏木古城的邵所长，为我们打开了围栏的大门。出发时原本阳光灿烂，此刻竟然满天彤云密布，时有闪电划过，雨脚如线，从远处的天空泻下，仿佛随时都会到达我们的头顶。既来之，则安之，我们无暇顾及闪电的警告，匆忙闯入遗址区内。

黄文弼是考察敖伦苏木古城的第一位学者。1927年6月，斯文·赫定领衔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包头向北穿越阴山，进入辽阔草原深处之后，分组行动。6月的草原，苍翠如画，黄文弼和向导渐行渐远，来到了艾不盖河之畔。他们沿着艾不盖河向东北行进，两天后，在敖伦苏木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在工作报告中，黄文弼记述了当日他在这座古城中所见景观：

……有古城遗址，房舍庙基，尚能见其仿佛。复在城中觅得汉文、蒙文石碑各一方，汉文碑记为王傅德风堂碑记，乃马扎罕之子八都帖木儿于至大元年立为王傅，管领德宁、砂井、净州、集宁等路，在此建设王府也……

《王傅德风堂碑记》全文很长，将近千字。此碑立于元朝末年，碑文内容系颂扬“赵王”历任王傅之事。正是这一通石碑，成为解开敖伦苏木古城身份之谜的钥匙——碑文中的“赵王”二字，遥遥指向蒙古草原历史上一个著名的部落：汪古部。

我们很幸运。尽管闪电和雷声让人心惊肉跳，空中还不时落下几滴雨点，但我们终究还是避免了成为落汤鸡的命运。大雨始终在远处徘徊，仿佛在和我们开玩笑，既让我们有时间四处游览，又让我们紧张兮兮。

这座古城面积广大，有人说它相当于100个足球场。在没有制高点和参照物的遗址内，这种描述对于参观者并无意义。荒废数百年的古城早已不复当年雄姿，与辽阔无际的草原融为了一体，若非残存的城墙、几处高台以及那一圈格外碍眼的围栏，从远处很难把它辨认出来。要想感受它的广阔，最好绕着围栏走一圈。据专家测量，此城东西长近1000米，南北宽约600米，这一圈走下来3000多米，要费去不少功夫。

约在唐代末年，一支突厥系种族的后裔，自新疆迁徙至阴山东段，在大青山以北的草原上游牧栖息，水草丰美的艾不盖河流域，自然成为其重要据点。元代的史书将这支游牧部族称为“汪古惕”、“雍古”、“王孤”、“翁衮”（蒙古语意为“神”），汉人名之为“白鞑靼”，后世则惯以“汪古部”称之。2012年10月，我和子夜沿呼武公路（呼和浩特至武川）穿越大青山，曾登上大青山之巅的蜈蚣坝，其时山风凛冽，山顶已经浮着一层淡淡白雪。据说蜈蚣坝即翁衮山，也即汪古部所属之山，因此，有人推断汪古部是以所居之山为部落名称。当然，这一说法不可尽信。

及至金代，汪古部归附金朝。12世纪，漠北蒙古民族兴起并日渐强盛，金朝为防御蒙古骑兵南下，修筑界壕，耗费无数人力财力，历时数十年方始完工。作为金朝的臣属，汪古部的重要职责就是扼守“净州之北，出天山外”的一段界壕。据盖山林先生所说，这段金界壕“经过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南部，东北自四子王旗，经额尔登敖包和坤兑滩两个苏木往南向武川县而去……北距敖伦苏木古城尚有50余公里”。大约就是在修筑界壕的这段时期内，汪古部在金界壕之北的“黑水之阳”（黑水即今日的艾不盖河）修筑了一座土堡，以供部落首领居住。

12世纪末13世纪初，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赶上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蒙古草原上群雄相争，乃蛮部（很可能也是突厥后裔）首领太阳汗遣使拉拢阿剌兀思，欲联手攻击乞颜部。那时，乞颜部可汗铁木真已先后击败主儿乞部、泰赤兀部、塔塔尔部、克烈部等部落，在草原上建立起巨大优势。阿剌兀思审时度势，不仅拒绝了太阳汗的合作请求，还立即遣使向铁木真发出警报。1204年，在汪古部的协助下，铁木真征服乃蛮部，整个草原的统一指日可待。1206年春天，铁木真在斡难河（即鄂嫩河）上游召集大忽里勒台（即大会），建立蒙古帝国，称“成吉思汗”。之后，成吉思汗大行封赏，“授同开国有功者”九十五千户，其中就包括阿剌兀思（管辖五个汪古部千户）。不仅如此，成吉思汗还与阿剌兀思“约世婚，敦交友之好，号按打忽答”。“按打忽答”即“结拜兄弟和亲家”，所谓“世友世婚”，可谓亲上加亲，好上加好。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阿剌兀思居住的那座土堡有了一个名称——按打堡子。

其后，1211年，成吉思汗南下伐金，阿剌兀思开放界壕，引蒙古大军入内，并率众出征，协助蒙古军队攻下乌沙堡，袭取武川，而后度阴山，出丰州，连下云内、东胜、武、朔诸州，立下汗马功劳。

自此直至元代衰亡，汪古部不仅始终保留着原有的领地和属民，而且世代封王，尊崇殊异。整个蒙元时期，汪古部首领共计四人被封为北平王，三人封为高唐王，三人封为（俞加挂耳，需造字）王，八人封为赵王，敖伦苏木古城也因此被称为“赵王城”。同时，先后共有16位皇室公主下嫁汪古部首领，其中第一位下嫁者，阿剌海别吉，乃成吉思汗三女，后来被封为监国公主，足见其权势之显赫，以及成吉思汗对汪古部的看重。

昔日的按打堡子，早已化作尘土。日月推移，流年暗换，大草原养育花草、飞禽、走兽和一代代游牧人，又在岁岁枯荣的轮回中安抚着众生的魂灵。遍布瓦砾、碎石的废墟最易唤起人的悲悯之心，一种挥之不去的空虚感，会将肤浅的兴亡之叹轻轻推入角落。

我们脚下的这片遗址区，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时空段落：痕迹无存的按打堡子，在按打堡子原址上修建的新城，以及新城荒废后的明代建筑遗迹。

约在1283年，一座规模宏大的新城在按打堡子的基础上修建完成。元朝最初名之为黑水新城，其后又先后改称静安、德宁，至于敖伦苏木之名，虽然不知起于何时，但可以确定的是，必在新城完工且大修庙宇之后，因为敖伦苏木在蒙古语中意为“众多庙宇”。不管名称如何变化，在整个元代，敖伦苏木古城作为德宁路的治所，始终是汪古部封国的首府所在，历代汪古部首领居住此城中，安心做着皇室的驸马，为皇室尽心竭力。他们的领地广阔辽远，北方直抵大漠，南方濒临黄河，东至今乌兰察布盟东部，西抵今巴彦淖尔市的乌拉特中旗。

走在敖伦苏木古城的荒草碎石和许多建筑台基之间，听着风声划过耳际，感受着遗址区的广阔苍凉，却终究无法猜想出它繁华时的模样。

古城南端，一道保存相对完整的城墙格外引人注目，到敖伦苏木古城采访的记者们往往为它拍摄一张照片，选作文章的插图，久而久之，几乎成为古城的象征。这道残墙长近百米，突兀横陈，远远望去，仿佛一列随时准备出发的火车。走近细看，可见城墙全系夯土筑成，土中掺合砂石，所以十分坚固，历尽风雨保存至今。城墙的确切高度虽然不得而知，但现存墙体最高处可达数米，由此不难想象当年宏伟的状貌。考古发现显示，此城四面城墙中部各开一门，四座城门之间以宽阔道路连接，将全城大略分作四个区域，各区域内又排布大街小巷，与中原地区的古城大体相类。

有些学者曾在文章中刻意提及，敖伦苏木古城的方向耐人寻味。一般来说，中原古城讲究坐北朝南，尚南，而游牧民族的城池往往坐西向东，以东为贵。敖伦苏木古城既不向东，也不朝南，而是折中定位，大体呈45度角朝向东南，“正好介于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建筑模式之间”。玩味学者们的文字，似乎在说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文化妥协与融合，其中有深意在。但我宁可将其理解为在基本尚东的基础上，对地势地形以及周围山体、河流的被动适应，那个45度角，没那么玄奥。

如盖山林先生所言，敖伦苏木古城内的地表遗物虽然多属元代，但并不能表明现存的建筑废墟也都是元代的。城内现存的90多处建筑台基，多数是明代藏传佛教的寺院遗址，至于应属元代的赵王府、王傅府（相当于相府）、德宁路治所等，位置大多难以确认。考古部门能够做出明确判断的，仍是大体框架：分布在古城东北部和南部的高大建筑台基，多为佛塔或寺院遗址；西北部为官署集中分布区域；而城外东部则是手工业作坊区，诸如冶炼、烧砖、制陶都在那里进行。

黄文弼发现王傅德风堂记碑的位置，位于古城中部偏东，且靠近南城墙，那里有一处很大的院落遗址。王傅府既相当于相府，理当设在王府所在，因此，这处院落很可能是王府遗址。1974年，盖山林带领的考古队在此处进行清理试掘，结果出土的多是藏传佛教遗物。这表明，它是一处明代藏传佛教寺院遗址，与王府无关。

日本学者江上波夫曾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之间，三次造访敖伦苏木古城，分别在1929年、1939年和1942年。1990年5月，83岁高龄的江上波夫重访敖伦苏木古城，对陪同考察的中国学者说，他在1939年曾经见过王傅德风堂记碑，当时石碑已经断作三截，他做了拓片，还拍了照片。“这次来，就是想再看看这块碑，但是现在已不见了。”

敖伦苏木古城东北部有一座高大土台，高约4米，宽约15米，长达32米，在遗址区内众多废墟中，显得鹤立鸡群。我手脚并用爬到土台上，只见台上台下遍布残砖碎瓦，无疑曾是某座宏伟建筑的一部分。1990年5月，江上波夫在这座土台附近反复寻觅，竟然找到一块刻有植物花纹的砖头。江上波夫很兴奋：“这块砖上的植物图案，纯属罗马花纹。”稍后不久，他们又找到一个高约15厘米的石狮头。江上波夫认为，这种石狮头是欧洲王室宝座两边扶手所用装饰物。这两件意外发现的遗物，使江上波夫确信，眼前这座建筑遗址就是那座被中外学者关注、寻找多年的罗马教堂。

对这座罗马教堂的描述，见于意大利人约翰·孟高维诺于1305年写给罗马天主教教皇尼古拉四世的信札中。1289年，约翰·孟高维诺受教皇派遣，先走陆路至印度，再循海路远赴中国，1294年抵达大都（今北京），受到元成宗铁穆耳的接见，并获准传教。

彼时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自新疆至内蒙古，基督教之聂斯托里派已盛行多年。这种教派，中国称之为“景教”。由于教义上的差异，罗马天主教会一直视聂斯托里派为异端。唐朝初年，聂斯托里派自波斯传入中国，唐武宗时被禁。到了辽金时期，景教再度兴盛，在西北各民族中广泛传播，前面提及的乃蛮部、克烈部以及汪古部，都信奉景教。1933年，拉铁摩尔到访敖伦苏木古城，在废墟中发现了包括景教徒墓顶石在内的一些景教遗物，他据此写作了《内蒙古的一座景教废城》一文。虽然拉铁摩尔对墓顶石与建筑遗址关系的判读不无问题，但称敖伦苏木古城为“景教废城”却无不妥，古城附近发现的两个景教徒墓园共计数十座元墓，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既然景教徒众多，城中景教寺院广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这座景教之城中，为什么会出现一座规模宏大的天主教堂呢？

约翰·孟高维诺的信札详细说明了其中原因：

此边有称阔里吉思(佐治)王的景教徒，乃系印度僧拍莱斯脱约翰之苗裔。余来此地结交为友，彼受余之教导，竟离景教而觉悟了天主教的真理，遂阪依改宗，甚至充当了天主教会的役僧。在余举行弥撒时，阔里吉思王著王者之服而为参与典礼，因此景教徒众以阔里吉思背叛景教而加以非难和攻击。但是，阔里吉思说服其部众，不仅使其归天主教，而且建立了壮丽庄严的教堂，为了神的荣光，为了圣者三位一体，为了教皇而命名为“罗马教堂”, 而这位阔里吉思王竟于六年前遗下其幼儿而升天。其幼儿今年方九岁, 而王族中诸兄弟凡从阔里吉思王入天主教者, 皆视为异端分子而加以取缔。

在这封从元大都寄出的信中，约翰·孟高维诺详细讲述了他与汪古部首领高唐王阔里吉思结交并促使其改宗天主教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并不顺利，约翰·孟高维诺以阔里吉思遭到“非难和攻击”简略言之，实际的情况可能要严重得多。来到中国第一年就使具有久远景教传统的汪古部转向天主教，并在汪古部首府建造了壮丽庄严的罗马教堂，这自然是约翰·孟高维诺东方传教事业的一大成功，但“非难和攻击”也暗示了这种成功的仓促和脆弱。四年之后，阔里吉思与西北叛王笃哇作战，被俘，身死新疆，那些被迫皈依天主教的人们随即重新信奉景教。

阔里吉思修建的罗马教堂，是整个东亚地区第一座天主教堂，在约翰·孟高维诺的描述中，它如皇宫般美好。但是阔里吉思一死，这座教堂随即废弃。十余年后，另一位西方传教士返国时路过敖伦苏木古城，已经找不到任何与天主教有关的痕迹。

从古城中出来，天色已是黄昏。在荒草瓦砾间奔走半日，出了一身大汗，身体的不适感已然全无。此时乌云终于消散，夕阳又一次把草原抹得金黄，较昨天更加绚烂，如此景观愈发映衬出敖伦苏木古城的寂寞荒凉。返回百灵庙途中，脑海中忽然蹦出几句诗来：

敖伦苏木古城

废墟和遗忘之地

历史的影子

被一阵雨点打湿

一万个士兵的躯体

从草间站起

像一群游动的绵羊

眺望穹苍

在历史上，敖伦苏木古城曾是蒙古大军重要的后勤基地，阿剌海别吉以监国公主的身份在此施政，为西征的成吉思汗管理辽阔的大后方。据说，她曾经组建一支多达数千人的女子部队为其护卫；而古城内外的驻军，也必定为数不少。

元朝灭亡之后，敖伦苏木古城失去了首府的地位，但并未废毁。由于其勾连南北东西交通的战略地位，在明代一度成为蒙古封建主的政治、宗教中心。16世纪后半叶，藏传佛教广泛传播于内蒙古高原，敖伦苏木古城又成为山北草原上最早的藏传佛教中心之一。为了兴建寺庙，人们把城内的许多建筑拆毁，重加利用，甚至城外景教墓园中的墓石也被拉进城来。就这样，兴盛一时的景教之城变成了梵乐声声的藏传佛教之城，一种信仰悄悄抹去了另一种信仰的痕迹。

敖伦苏木古城可能最终废毁于清初，但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毁了它，没人说得清。

毋庸置疑，敖伦苏木古城最辉煌的岁月在元代，尤其是13世纪后期。事实上，那也是整个世界最令人心动的一段岁月，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交流随着马可·波罗、约翰·孟高维诺等人的来华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两个人留给后世的文字中，都曾提及汪古部以及那位改宗天主教的高唐王，但他们是否去过敖伦苏木古城，难以确知。两人不曾谋面：马可·波罗1275年来到中国，1291年离开；约翰·孟高维诺1293年踏上元朝的土地，1328年终老于大都。

在这一堆年份中，我们应该记住1275年。

这一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进入中国，而一个名叫列班·扫马的景教徒和他的弟子马古思从大都出发，踏上了西去的漫漫长路——师徒二人很可能都出自汪古部。列班·扫马的去路，恰是马可·波罗的来路，这一来一去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关联，只能猜测。5年后，在巴格达，36岁的马古思传奇般地成为全世界景教的领袖——宗主教马·雅伯拉哈三世。列班·扫马继续西行，他可能是元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达西欧的中国旅行家。他到过巴黎。

在罗马，景教徒列班·扫马得到了新任教皇的接见和礼遇。这是1288年。一年之后，这位被称作尼古拉四世的新教皇，把方济各会会士、未来的汗八里（即元大都）第一任天主教大主教约翰·孟高维诺，送上了前往古老东方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