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中国:“青春期”我的一次精神漂流
本文作者张国勇
我与旅伴赵修华徒步环绕中国那一年,是1990年3月18日。起点是丹东市鸭绿江与黄海的分界线界碑,终点也是,走那年28岁,回来31岁,我们用近三年时间,行程八万余华里,徒步走到中国大陆东西南北四个端点,南到海南岛天涯海角,西到新疆帕米尔高原斯姆哈纳,北到黑龙江漠河北极村,东到抚远县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交汇处,这该是我们这辈子迄今为止做过的最大一件事。
作者徒步时在黑龙江漠河西林吉
原先准备只走海疆,与我玩耍的朋友宫凯波指向中国地图,画了一个圆圈说:“只走海疆有啥意思,要走,围中国走一圈!”
我真围绕中国徒步走了一圈。回来,把我“忽悠”走的凯波已不在抚顺混,在北京写剧本。春晚赵本山、范伟和高秀敏主演的小品《卖拐》系列都出自他之手,此外,他还担任《老大的幸福》《先结婚后恋爱》《胡巧英告状》等电影电视剧的编剧制片人,人总是“忽悠来忽悠去”,“忽悠”在我这里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直有别与传统“忽悠”的命运指向。
作者在甘肃河西走廊徒步古长城
从1985年到1990年,大约有5年多时间,中国人试图要找到精神和思想的出口,崛起一大批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崔健、唐朝乐队开始吼叫……那是一个充满冲动和理想的年代,而体现在户外探险旅行上,则更为悲壮和血性。1985年,得知美国人购买长江首漂权消息,西南交通大学的尧茂书,独自驾船抢漂长江,漂流1200余公里,在金沙江通伽峡遇难。
消息传来,整个中国为之一振。
1986年6月,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北京、天津、四川、安徽等省市40多名勇士组成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前赴后继首漂长江,并最终漂流成功。第二年,一些勇士又开始漂流黄河,朱红军、郎保洛、张宁生、雷建生、杨浩等人在漂流中先后遇难,剩下的队员以同伴的生命祭奠,最终漂流黄河成功。
作者徒步万里海疆在山东半岛
以徒步户外旅行为标志的中国人也开始用青春在中国大地上行走,有徒步长城、徒步黄河、徒步长江、徒步万里海疆的,以个人的行为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中国大地上——这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在罗布泊罹难的余纯顺。
我们与余纯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走,但在行走理念和行为上却有太大的不同。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人,后来在路上听说,也有许多机会在某一地谋面,却总是擦肩而过。1991年夏天,我们与余纯顺前后脚抵达拉萨,他从青藏线进,我们从云南怒江大峡谷截住川藏线进藏。他那时登上了西藏的报纸,所以我们知道他到达了西藏,而我们已经默默的走过拉萨,向阿里的冈仁波齐神山进发。那一次,是我们距离余纯顺最近的一次。
作者在西藏林芝徒步泥石流
有人曾问我,你们为什么选择徒步的方式行走中国?是宗教信仰吗?
我说,不是,我没有宗教信仰,却有一个肤浅的个人理想,做一件让自己一辈子骄傲的事儿,不白活。
当然,我还有更多的理由冠冕堂皇地回答这个问题:热爱祖国大好山河、成为当代徐霞客、创造吉尼斯纪录、歌颂祖国我的父母之邦,或许呼吁热爱环境、关爱艾滋病人也是不错的理由。但从尊重我个人内心的角度,最真实的回答是,我们当时极度困惑和茫然,对现实对当时的自己,都是这种心理状态。
作者徒步中国最西段帕米尔高原斯姆哈纳边防站
我把这次行走称为“青春期”中国,我们个人的一次精神漂流。走,就是要为了走个明白。
文明与自然与历史与现实,存在各种认知鸿沟,这让人们难以穿越表象,抵达事物和灵魂的深处。我个人认为,了解和认识现实,不需要俯视,更不要仰视,惟一让现实说出心里话的方法,是用诚挚的态度,跟现实里的人,现实里的宗教,现实里的山川,现实里的风物平等对话。
作者与磕长头的信徒同行西藏川藏线
很荣幸,我们有机会通过徒步行走,有幸成为与现实中国真实对话的人。徒步中国回来,有一次看美国电影《阿甘正传》,看到弥留之际的妈妈对阿甘说:“我的时间到了,我的时间就这样到了……死亡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某些事情命中注定……我相信你也把握了自己的命运,把神给你的恩赐发挥到极至!”
看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作者在西藏左贡兵站
作者简历:张国勇,媒体记者。1990年到1993年,连续徒步海疆和陆地边疆一千余天,首次实现中国人徒步跨越中国版图东西南北四个端点。著有长篇纪实文学《苦历神州》、《藏惑》,长篇小说《区委书记》,散文《浪迹地球之脐》、《昆仑牧月》、《牛藏布》等,有各种文字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