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这本书,平常生活多了3个不平常的感悟(《我们仨》书评)

几年前,开车去无锡这个不大的城市旅游,去过“东林书院”,又特地拜望了钱钟书先生故居,一个平常的江南小院。节日里,多了一些大人和孩子,大约都是些敬仰学者、爱好读书的人,所以并不像其他旅游景点那样闹腾,大家默默拍照,小声细语,这大约是对读书家、学者一家最好的敬重了吧。
其实,大凡能青史留名、受人敬仰的,不是如何家财万贯,如何家世显赫,总是能从他们的作品里,得到共鸣,获得教益和力量。
如果说读钱钟书先生《谈艺录》、《管锥篇》,有些晦涩难懂,《围城》却讽刺辛辣、幽默轻松。读到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文字风格上又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感到的是质朴清新,温情含蓄。杨绛先生用散文的笔法,娓娓道来,让我们仿佛在听一位92岁的女学者,说着他们一家三口63年的家庭故事。
杨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学者,主要 作品有散文集《干校六记》、长篇小说《洗澡》,剧本《称心如意》,译著《堂吉诃德》、《小癞子》等,曾经担任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
《我们仨》读起来一点也不艰涩,作者用质朴简洁而又不乏沉重的语言,讲述了他们仨坎坷悲怆的人生经历,温馨温暖、相依为命的家庭生活。
一、家庭生活里的人虽然角色不同,却是有趣味的情感共同体
“相濡以沫”,在这个婚姻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钱钟书先生写过两首不算难懂的古体诗,“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心酸一把泪千行。”又一首说,“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两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可谓感情真挚,绵绵动人。
在英国杨绛怀孕期间,钱钟书对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那说的都是大白话了,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他们是学者;但在日常生活里,说出来的就是平常质朴的情话。
读书人同样有“不谙世事”的另一面。比如这一家三人,都有“拙手笨脚”的可爱之处。有一句著名的俗语,叫“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却又为你打开了另一扇窗。”杨绛先生一家,都是做学问的读书人,所以对普通人来说是“手到擒来”的家务活,他们夫妻俩却显得那么“拙手笨脚”。
“拙手笨脚”的钱钟书,把台灯砸坏了、墨水打翻了、门轴弄坏了、脸上生“疔子”了,露出满面愁容,都是主妇杨绛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会修、我会洗、我会治”,结果果真被她一一“搞定”,让这个“大学问家、小丈夫”觉得自己老婆“能”得可以。
连女儿圆圆也是“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很像锺书自称的'拙手笨脚'”。
其实,对于有些家务活,杨先生也好不到哪儿去。刚生女儿圆圆不久,护士教她怎么给娃娃洗澡穿衣,说自己“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在厨房里,为了剪掉活虾的须须和脚,一剪子下去,活吓“跳”起来,家庭主妇杨绛也吓得“逃出厨房”,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还有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小事。就是杨绛先生“一个人出门,走到接近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她定要人陪着过小桥。一个“小女人”的样子,那么真实而“生活”。
每个家庭日常生活,都免不了磕磕绊绊,几十年里,会有矛盾,也会意见相左。《我们仨》这本书里,只描述了一次夫妻之间“争执”的故事,不论谁输谁赢,心里都不好受。那一次以后,就商定不再争得面红耳赤,矛盾从此“偃旗息鼓”。而现实中,多少家庭是因为一件毫无意义的小事,引发了“家庭战争”,甚至导致了家庭的“分崩离析”。
这一家三人,常常是锺书和圆圆“臭味相投”,站成一条“战线”,与妈妈“对抗”。比如父女俩因为主妇不在家,就自由地把房间弄得凌乱和“随性”,让回家来的杨绛看在眼里,却“笑着摇头”。
二、六十多年的生活就像一场场“探险”,一次次悲欢离合的旅行
这个家庭里的人,除了在国外的留学生活,笔下少有“游山玩水”的恣意和酣畅。这不仅因为他们经历了战乱、经历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人生中坎坷和打击,也因为丰富的“文字探险”,使得平时的散步,也成了一场场“探索和思考”。
夫妻俩常常在散步的路上,用不同的语种交流,讲故事,叙心得,谈看法。用敏锐细致的观察“格物致知”,看人看事看社会。甚至女儿也慢慢学会了“搬个小凳子”,坐在客人的面前,仔细端详。
比如“抗战”胜利以后,他们也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因为嗜书如命和良好的读书习惯,练就了“过目不忘”的本领,对语言文字极度敏感、敏锐的能力。正像《成为作家》的作者多萝西亚·布兰德所说,“天才作家的气质,就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尚能保持孩童般的天性和敏感”,那种新奇的反应能力,在《我们仨》里,也体现得恰如其分。
有了这样的“本领”,他们甚至能从“上馆子”中,“总能点到好菜”;到书店,总能买到好书;在学术研讨会上,总能评出好文章;甚至在“布庄店”里能“淘”到好衣料。他们还能发挥“耳朵”的功能,从断断续续的聊天“看出”别人的故事。
杨绛先生对于读书,有一段集中的描述。说自己看书不悲不喜,锺书先生却见到可笑处痴笑不停,女儿看书却会“痛哭”,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
锺书先生甚至把读书做学问,当做争取“自由说话”的工具。比如写出壁立千仞的《管锥篇》,“红卫兵小将”终于也看不懂。而“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只求在千里之外,或者“数十百年之后”,能找到惺惺相惜的“朋友”。
三、不为名声利禄所累,坚持操守保持风骨
杨绛先生算是高寿之人,在她105年的漫长人生中,践行着看淡功名利禄的人生理念,信奉与世无争的处事方式。
抗战胜利后的某一天,为了能避免与蒋介石在晚宴上握手,“趁早溜回家”;凭着“最基本”的爱国情怀,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他们是真正爱国的文化人。
“锺书这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
即使锺书面临失业的危险,也婉拒了“迟来”的清华聘书,只是为避免“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的难堪。
在“文革”号召“大鸣大放”期间,对“政治的憟然畏惧”,保持“不鸣不放”不“起哄”,承认“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从而“聪明理性”地逃过可能“被镇压被打击”的“厄运”。
他们夫妻保持人格独立,也深深影响着女儿钱媛。作为大学教师,劝说“革命小将”放弃“揪斗”校长;作为“革命群众”,“阳奉阴违”地与“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限”;居然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没犯错误”,这十分难得的“经验”,是基于对社会和真理的深刻洞见。
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继续读书写作,翻译外国名作。即使对江青的“盛情”,避之不及;对高官职务,谢绝再三,退避三舍。
“文革”结束后,《围城》被拍成电视剧,钱锺书先生居然执意不肯收取稿酬;有人要拍摄《当代中国文化名人录》,称会有一笔不菲的酬金,钱先生也婉言谢绝,并说:我姓了一辈子的钱,难道还会迷信钱吗?
2001年后,杨绛先生把她和锺书先生的稿费和版税,悉数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名为“好读书”奖学金,累计超过1000万元。
《我们仨》里的三人,都已经相继离世。正如杨绛先生所言: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每一个作为“家”的寓所,只是一个人生旅途的客栈。那么,珍惜相聚相守在这个叫“家”的客栈,也是这本书要告诉读者的要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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