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奇珍：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

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大部分应属于伊朗内沙布尔地区所生产，是公元9世纪阿拉伯帝国强盛时期阿拔斯王朝的产品，它们不仅吸收了古罗马和波斯帝国玻璃生产的工艺和精神，又将早期的伊斯兰文化及风格融入其中，是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精神的结晶。在伊斯兰玻璃的稀少存世中，无疑，保存完整的法门寺伊斯兰玻璃器的重见天日，是世界伊斯兰玻璃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异域奇珍：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

∧撰文、供图丨任新来（法门寺博物馆副馆长）支持丨法门寺博物馆

1981年8月24日，绵绵秋雨，加之此前松潘地震的影响，矗立了四百余年的法门寺真身宝塔自上而下轰然倒塌。这一倒塌，改变了法门寺落魄沉寂了上千年的命运。深藏于塔基之下的法门寺唐代地宫在考古队员进行发掘整理时重新面世，立刻震惊了中国，也轰动了世界。

整个地宫全长21.2米，由踏步、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和后室密龛七部分组成，模拟帝王陵墓建制，规格至高，在佛塔地宫中绝无仅有。地宫中出土了佛教界至高的圣物——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以及唐皇室供奉的121件（组）金银器，并首次发现了久已失传的秘色瓷器和上千件唐皇帝后的丝织品，其中包括武则天的金丝绣裙。而来自古罗马及伊斯兰等地的20件玻璃器，更是独具特色，为世界玻璃器考古史上空前的重大发现。

■ 1981年8月24日，由于绵绵秋雨，加之以前松潘地震的影响，矗立了四百余年的法门寺真身宝塔自上而下轰然倒塌，而这一倒塌，却改变了法门寺落魄沉寂了上千年的命运。

辉煌的唐代皇家寺院

法门寺，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西部的扶风县法门镇，东距古都西安120公里，北倚岐山，南临渭水，这里曾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周人的祖先古公亶父，率领族人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在这里发展农业，制定礼乐，修造宫室，建邦立国。周文王时，“凤鸣岐山”，在姜子牙的辅佐下，日益强大的周人挥师东进，至周武王剪灭商纣，开创了周王朝八百年江山。

唐代是法门寺发展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相传法门寺舍利“三十年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因此唐代的皇帝就尊奉法门寺舍利为护国真身舍利，法门寺塔为大圣真身宝塔，法门寺升格为皇家寺院。

■ 法门寺整个地宫全长21.2米，模拟帝王陵墓建制，规格至高，在佛塔地宫中绝无仅有。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而罕见的文物，而来自古罗马及伊斯兰等地的二十件玻璃器，更是独具特色，为世界玻璃器考古史上空前的重大发现。

在武则天掌权和执政时期，她曾两次将法门寺舍利迎到长安、洛阳宫中供养，声势浩大，并制作了极为精美的九重宝函来供养舍利。其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僖宗等皇帝每三十年开启法门寺地宫，迎舍利于长安供养，而每一次的开启无不朝野轰动，成为国之大典。

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懿宗皇帝举行了唐代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迎佛骨活动。当时从长安到法门寺三百里间，车马络绎，昼夜不绝，王公大臣，竞相供养，懿宗也亲上安福门，“流涕沾臆”，顶礼膜拜。但佛并没有保佑这位虔诚的懿宗皇帝，七月，懿宗驾崩。第二年正月，他的儿子僖宗皇帝将舍利归还于法门寺地宫，并以数千件李唐王朝的绝代珍宝供养舍利于塔下地宫，据地宫出土的物账碑记载，整个地宫被布置为“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

献给佛祖的至宝

在法门寺地宫后室，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0件晶莹剔透、造型精美、纹饰独特，有着明显异域色彩的玻璃器。它们是从东罗马和伊斯兰传入我国，后被唐僖宗皇帝奉献给佛祖的最为珍贵的礼物。

玻璃在古代也称琉璃，佛家世界以琉璃为宝，以琉璃光为佛的德性。琉璃是佛教中最重要的庄严之一，西方净琉璃世界是佛教理想中的美好世界。作为佛家七宝之一的琉璃，其魅力不仅在于晶莹剔透的光泽、变幻神奇的色彩，更重要的是琉璃蓄纳了佛家净土的光明与智慧，是供佛修行的圣物。

■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八瓣团花描金蓝琉璃盘。

即便不论佛家珍宝，玻璃在古代的价值也与黄金宝石无异。玻璃发明于公元前16或前15世纪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代埃及与罗马将之发扬光大。中国也是世界上生产玻璃器最早的国家之一，至迟在31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在河南洛阳庄淳沟、陕西宝鸡茹家庄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中，均发现了大量的玻璃管、玻璃珠等。但玻璃制造在中国发展较为缓慢。中国的古代玻璃，多为低温铅钡玻璃，透明性差，不耐高温，易碎易裂；而西方玻璃透明性好，结实耐用，华美绚丽。二者不仅在材料成分和制作水平上相差甚大，文化风格也迥然相异。但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玻璃一直都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丝绸之路开通后，西方玻璃开始传入我国，并迅速占领了上层社会的市场。

■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枫叶纹描金蓝琉璃盘。

唐代，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而西方的琉璃、珠宝、香料、工艺品也不断传入我国。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并迅速统一阿拉伯国家，建立横跨欧亚非的伊斯兰阿拉伯大帝国（中国古称“大食”）。在唐代，有正史记载的大食国遣使来朝多达39次，而民间商人往来更加频繁。在长安西市上，有许多出售宝石、琉璃、香料的胡商在经营。除陆上丝绸之路外，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开始繁荣起来。唐代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税收，外国商人只要不违犯唐朝法律，皆可自由贸易往来。大历八年（773年），岭南节度使陆嗣恭在平定哥舒晃叛乱时，在广州“诛戮舶商，没其财数百万私有之”（《新唐书·陆嗣恭传》），并将掠夺来的九寸琉璃盘献给代宗，代宗“以为至宝”，玻璃器之珍贵可见一斑。

亭亭玉立：淡黄琉璃瓶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0件玻璃器，可谓各具特色。其中一件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亭亭玉立，尤为引人注目。它高21厘米，腹径16厘米；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形；盘口、细颈、鼓腹、圈足；肩部缠贴一道相同颜色的玻璃丝；腹部贴有四排装饰，第一排为8个深蓝色同心圆形饰，第二排为6个不规则五角星饰，第三排为6个莲芯样圆形饰，靠近底部的第四排为6个深蓝色水滴形装饰。这种粘丝和贴花的玻璃器热加工装饰工艺于罗马帝国晚期流行，尤其是东罗马的玻璃工匠们喜欢在玻璃器皿上缠贴多道同色或不同颜色的玻璃丝作为装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占领地中海东岸以后，伊斯兰玻璃工匠们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工艺，除了生产与罗马玻璃很难区分的贴丝器皿外，还生产罗马玻璃中不常见到的贴花器皿，如圆形饰、星状饰（六角形、五角形或三角形）等。法门寺出土的这件玻璃器，与现藏德国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一件盘口贴塑梨形玻璃瓶极为相似，推测为6～7世纪拜占庭晚期或伊斯兰早期地中海东岸所生产。

■ 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形，其表面的粘丝和贴花的玻璃器热加工装饰工艺流行于罗马帝国晚期。

沉醉深湛：蓝色刻花玻璃

在法门寺出土的玻璃器中，数量最多的要数蓝色玻璃盘，一共六件。其中一件米哈拉布纹蓝色琉璃盘，无模吹制成形，纹饰镌刻；侈口、平沿、浅腹、平底；通体呈蓝色，光洁透明；盘面刻满纹饰，主体纹饰为以双线勾勒出的十字形框架，盘心为正方形方框，方框外刻四个拱门形状的尖瓣，与中心方框组成四个“米哈拉布”纹样，四个尖瓣内各刻一朵五瓣叶子植物纹，尖瓣之间也饰以植物纹。“米哈拉布”是阿拉伯语音译，西方译为“壁龛”，是伊斯兰教清真寺礼拜殿内最庄严、最神圣的地方——它是设于礼拜殿后墙正中处的小拱门，朝向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克尔白（麦加圣寺中的立方形高大石殿），以表示穆斯林礼拜的正向。

另一件枫叶纹描金蓝琉璃盘，无模吹制成形，通体蓝色，透明光洁，盘中心也刻有四个伊斯兰“米哈拉布”纹样。其外有八片五叶的植物叶，我们称之为枫叶，但美国学者、纽约康宁玻璃博物馆馆长罗伯特·布里尔认为是大麻叶，因为大麻原产地位于中亚，并在中亚有着很重要和很广泛的用途。八片叶子以八个连弧纹连接，最外为一圈陶索纹，其两侧刻满斜线纹。在八个连弧纹之间和陶索纹外侧，均有金粉描绘，使得已经很华丽的盘子更加光彩夺目。这种将磨刻与描金两种技术结合在一起的玻璃器，是伊斯兰最早的描金玻璃器。

■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神圣的伊斯兰米哈拉布纹蓝色琉璃盘。

类似的刻花蓝色玻璃盘还有4件。分别是八瓣团花描金蓝琉璃盘、十字团花纹蓝琉璃盘、八瓣团花纹蓝色琉璃盘、枫叶纹蓝色琉璃盘。它们均为透明的深蓝色，平底稍向上凸，侈口。盘的口沿稍有差别，有的圆唇，有的平唇，盘的外底部有加工的铁棒疤痕，盘的内底刻有不同的纹饰，以植物的枝、叶、花及几何图案为主题，但每件盘子的图案各异。艺术家熟练地运用了葡萄叶纹、葵花纹、枝条纹、绳索纹以及一些几何图案如菱形纹、十字纹、三角纹、正弦纹等，再加上密集的平行细斜线纹划出地纹，组成繁丽的图案，这些都是伊斯兰早期最典型的绘画图案。刻纹玻璃工艺也是伊斯兰玻璃匠从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工艺之一，在伊斯兰早期流行一时，但像这样完整保存下来的刻纹玻璃器皿非常罕见。这批刻花玻璃盘是伊斯兰早期玻璃器中不可多见的精品。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39年在伊朗内沙布尔发掘时曾发现一批玻璃残片，其中一件刻纹玻璃盘，深蓝透明，盘子的内底布满繁丽的刻纹图案，其葵花纹、绳索纹和葡萄叶纹与法门寺出土的刻纹玻璃盘最为相似。法门寺出土的这6件完整的刻纹蓝玻璃盘很可能就来自于伊朗高原的内沙布尔。内沙布尔在九世纪以后是伊斯兰重要的玻璃制造中心之一，也是东西贸易的商业重镇。

异色一抹：拉斯特彩罂粟纹黄色玻璃盘

与蓝色玻璃盘风格迥异的是一件拉斯特彩罂粟纹黄色玻璃盘，高2.7厘米，口径14厘米，敞口，翻沿、圆唇、直壁，平底微凸起，底外壁有粘棒疤痕，玻璃为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盘内壁口沿处绘有12个黑色半圆弧纹，腹壁下部绘二周黑色弦纹，底部绘有黑色罂粟纹。盘内壁除了黑色花纹外，施满不透明黄色釉作为底色。

■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拉斯特彩罂粟纹黄色玻璃盘。一般认为拉斯特彩自8世纪起源于埃及，为二次烧成，9世纪传入两河流域并移植到陶器上。

一般认为拉斯特彩自8世纪起源于埃及，为二次烧成，9世纪传入两河流域并移植到陶器上形成著名的拉斯特彩陶器。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藏9世纪拉斯特彩花草几何纹陶盘的烧制工艺与法门寺所发现的这件拉斯特彩盘的工艺相同，推测其产地应在伊拉克境内。

也有学者认为法门寺的罂粟纹黄色玻璃盘应为釉彩玻璃，伊斯兰的釉彩玻璃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一般认为伊斯兰釉彩玻璃的使用年代是公元12～15世纪，早于9世纪的釉彩玻璃很罕见。但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伊斯兰部收藏的内沙布尔发掘品中却发现了类似的釉彩玻璃，也是在无色透明的玻璃上涂上黄色作为底色，绘有黑色图案，与法门寺的这件釉彩盘很相似，由此推测其原产地很可能是伊朗的内沙布尔。

淡雅清新：玻璃杯与蓝色香水瓶

桶形杯是伊斯兰玻璃的常见器型。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伊朗内沙布尔发掘时，曾发现多件8～9世纪的桶形杯，但都是素面。法门寺中出土的桶形杯，无色透明、直口、尖唇、深腹，平底微上凸，腹壁稍外鼓，壁面上却装饰有五组花纹，每组中间为菱纹，菱纹内饰双环纹，菱纹上下各饰三组双环纹，纹饰为模制印花，它发源于罗马帝国时期。拉姆在《近东中世纪玻璃和石雕器》中收录的玻璃杯与法门寺出土的这件杯子十分相似。另有一件内圈足浅黄色琉璃杯，直筒，杯内底部有一圈贴塑的玻璃条，起加固杯底作用，这一特点流行于波斯萨珊晚期及伊斯兰时期，在伊朗、约旦等地均有此类器物的出土。

■ 法门寺出土的浅黄色琉璃杯，杯内底部有一圈贴塑的玻璃条，起加固杯底作用，这一特点流行于波斯萨珊晚期及伊斯兰时期。

法门寺出土的一件素面圜底细颈蓝琉璃瓶，壁薄如纸，以前破碎未进行修复，资料也未发表。修复后，从颜色、形制上看，与河北定县静志寺出土的宋代小口卵形深蓝色玻璃香水瓶几乎完全一致。由此推测，静志寺出土的小口卵形深蓝色玻璃香水瓶应该属唐代进口过来的伊斯兰早期玻璃香水瓶。

■ 法门寺出土的菱形双环纹直筒琉璃杯，晶莹可爱。这种桶形杯是伊斯兰玻璃的常见器型。

翠色晶莹：玻璃茶碗、茶托

在法门寺出土的玻璃器中，有两件器物——茶碗、茶托是典型的中国器形。二十余年来，所有的专家学者及讲解工作者都骄傲地认为它们是我们中国唐朝自己生产的玻璃，而且一直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怀疑。2011年6月，法门寺博物馆与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科技考古中心合作，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玻璃器首次进行了无损检测。从化学成分的特点看，法门寺出土的所有玻璃器，包括玻璃茶碗、茶托，全部为钠钙硅酸盐玻璃，其中氧化镁与氧化钾含量都超过了1.5%，属于植物灰型钠钙硅酸盐玻璃，与典型的波斯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的成分特点十分相似，而非唐代中国典型的高铅玻璃，应全部为输入品。

■ 在法门寺出土的玻璃器中，这两件玻璃茶碗、茶托是典型的中国器形。但从化学成分的特点看，其成份为钠钙硅酸盐玻璃，与典型的波斯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的成分特点十分相似，而非唐代中国典型的高铅玻璃，应为输入品。

唐代中西贸易十分繁荣，有许多中国商人到外国经商，也有许多外国商人到中国来经营，各方对彼此的文化非常了解，如唐代长沙窑生产的外销瓷，为适应外销的需要，常做一些带彩堆贴的胡人舞乐图、狮形图，彩绘的椰林、葡萄以及一些鸟鹊等，显然具有西亚、波斯风格。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打捞的“黑石”号唐代沉船，为阿拉伯商船，船上中国瓷器达到67000多件，其中长沙窑瓷约56500件，带有明显的阿拉伯风格图案和装饰，这说明唐代长沙窑为了适应西亚市场需求而调整了自己的产品特色，也为确立长沙窑的外销瓷器窑场地位提供了证据。同样，外商对中国销售的一些产品，也要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和习俗，也要制作一些符合中国器形特点的产品。地宫出土的茶碗、茶托，应是阿拉伯商人按照中国的要求而生产的。

综上所述，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大部分应属于伊朗内沙布尔地区所生产，是公元9世纪阿拉伯帝国强盛时期阿拔斯王朝的产品。它不仅吸收了古罗马和波斯帝国玻璃生产的工艺和精神，又将早期的伊斯兰文化及风格融入其中。这些玻璃器数量较多，纪年清晰，出土地明确，且器型完整、制作精美、纹饰华丽，是世界伊斯兰玻璃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世界伊斯兰玻璃研究影响深远。

本文原刊载于《文明》杂志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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