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这个决定改变了云冈石窟命运，自此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云冈石窟的开凿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

石窟，就像一种寄托，似乎用尽了开凿者的全部虔诚，是信仰，也是对美的追求。我喜欢看石窟，寻找那些带有时光印记的线条，发现一个个精彩的飞天和佛像，犹如一场探秘，当置身于那些不可思议的洞穴之中，被岩壁上的精彩打动，也完成了与先人的时空交谈。

历史上的南北朝中，北朝第一个政权就是北魏，这是鲜卑族在中国最强盛的时代。话说鲜卑、匈奴、突厥、吐蕃、吐谷浑、契丹、党项、女真……这些游牧气息浓厚的族名是不是让你头都大了，也傻傻分不清楚，我也是一样纠结。貌似鲜卑后裔复姓很多，有慕容、宇文、拓跋、独孤，所以很多武侠牛人都是鲜卑族。

北魏正是鲜卑族拓跋一部建立的，开国皇帝拓跋珪在建国12年后，迁都到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大同又经历了六朝皇帝，再迁都到洛阳。得益于建国后的大兴佛教，北魏流传下来许多宝贝，包括很多著名石窟都有北魏造像，很多博物馆也有北魏遗珍，而北魏留给大同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这座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规模不大，分布在既不高耸，也不神秘的武周山南麓，绵延约一公里长，却是这短短一公里，让你见证这个鲜卑国家虽短暂却永恒的魅力。

公元453年，一个名叫昙曜的和尚游历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这天，正在逛街的昙曜在大路上遇到了文成帝的车队，他连忙躲到了一边给皇帝让路。然而，就在昙曜离着老远，张望皇帝长什么样的时候，一件神奇的事发生了：只见这皇帝车队里带头的一匹御马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昙曜，然后半跑半颠地来到了他的面前，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用嘴将昙曜的袈裟叼了起来。

这个清新脱俗的画面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包括文成帝也是惊掉了下巴，他相信，自己的御马都是有灵性的，这是否是上天的一个暗示呢？随后，文成帝把昙曜叫过来，刨根问底地询问了一通，然后决定，从今以后，你昙曜就是朕的老师。

昙曜是一位慧根深厚的高僧，他年少出家，精读佛教圣书，除此之外还对建筑领域有一定的研究。昙曜曾提议在武周山一带开凿佛像，弘扬佛教，而这也正合崇尚佛教的文成帝之意。于是，从公元460年到公元494年，在大同的武周山，叮叮当当的凿石声就从没有间断过。又过了十几年，昙曜在开凿了著名的昙曜五窟之后，又开凿了一些小石窟，最后直到公元524年，云冈石窟才算完整建成。

在建造过程中，文成帝提出了一个很奇特的要求，他要在佛像中看到北魏历代帝王们的影子，这下可让昙曜很是为难。昙曜冥思苦想，最终他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昙曜认为，威严的气势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远远比英俊的面容更加重要，于是昙曜和工匠们依旧沿用了印度佛像的形态，但在表情和比例上面，做了微妙的改动：他们在雕刻眉眼的时候，开扩了嘴的长度，并且使嘴角微微上翘，这一改变展现出了中国式的帝王气派，让文成帝非常满意。如今，昙曜的这个改变已经成了中国石窟造像的标尺，从那时以后，中国的佛像就都长这样了。

云冈石窟历史久远，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雕刻精细，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石窟群中，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形象，如佛、菩萨、弟子和护法诸天等；有风格古朴，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刀法娴熟的佛传浮雕；有构图繁富，优美精致的装饰纹样；还有我国古代乐器雕刻如箜篌、排萧、筚篥和琵琶等，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依旧采用流水账的形式做个笔记，云冈最主要的20个石窟依次排列，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第1窟风化比较严重，不过可依稀辨别往日的精彩。

藻井比较简单，不过这种岁月的痕迹十分耐看。

第3窟像个埋藏宝藏的密洞，窟分前、后室，其中也确实有秘密，云冈的主佛都雕刻成帝王或皇室的样子，这尊阿弥陀佛象征一位太子，是进入云冈后的第一次惊艳。

两侧的胁侍菩萨与主佛风格一致，面容圆润，让人感受到安详、无欲和普度众生感。

武周山像个饱经风霜的黄土古堡，因为云冈依然光彩夺目。

来到中部，第5、6窟是在北魏迁都前开凿的，用了29年，第5窟是当朝皇帝送给自己的父亲（上一位皇帝）的礼物，第6窟送给外祖母的，两个石窟外有门楼，里面藏有玄机。

一进门，两侧的壁画就已先声夺人，5、6窟内充满造像，还保留了一些色彩，满墙的繁复足以迷乱任何观赏者的心弦。

第5窟门楣上的菩提树下两佛对坐的图景，很有意境，是云冈经典的造像，门口的纪念品商店有这个图案的冰箱贴售卖。这张图来自网络。

第6窟的风格类似，四面墙壁和中心柱上充满佛祖、飞天、罗汉，没有一点留白，那个时代的人真有想象力，把这里打造成他们的精神家园。

不知蕴含了多少佛门故事，只是被惊呆后，觉得自己的眼睛不够使。

第7窟的交脚菩萨。

第8窟的门楣也很特别，一侧是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首罗天。

另一侧是五头六臂乘孔雀的鸠摩罗天，造像也很经典。

第9-13窟连在一起，叫做五华洞，同样复美的内雕，这些洞窟在清代重新被彩塑，所以色彩更加丰富。这是参观云冈最后的华丽，足以满足任何挑剔的目光，比起前面的洞窟更加叫绝，让你知道所谓四大石窟的名头不是盖的，不过里面不允许拍照。

第13窟的托臂力士是点睛之笔，这图也是从网上找来的。

来到西部石窟，16-20是叫做昙曜五窟，是最早期开凿的，以北魏初期的皇帝为原型来造佛像，寓意皇帝是佛祖转世。

第16窟内有面貌清秀的佛像就是文成帝拓跋濬，他的祖父灭佛，他又兴佛，所以被塑造的格外清俊。

第18窟身披千佛袈裟的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就是灭佛的那一位，身披千佛，寓意赎罪。

第19窟外壁的普贤菩萨，是风化的众造像中保存较好的。

最具标志性的就是最后的20窟，是高潮也是结局。这北魏帝王形象的释迦摩尼，肩膀宽厚，耳朵下垂，面容上依旧是胡人的样子。

20窟后，北魏迁都，云冈的辉煌就此结束，剩下的21-45窟是民间开凿，少有庞大的规模和特别的艺术价值，因此大多游人看完20窟后就会离开。云冈作为中国早期的石雕代表，技艺看上去还有些笨拙，但它把来自印度的佛改成当朝的样式，为之后开凿的众多石窟提供了最初的灵感。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像照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

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一千五百年来，云冈石窟由于受到风化、水蚀和地震的影响，毁损较为严重，解放前还遭到人为破坏，据不完全统计，被盗往海外的佛头、佛像竟达一千四百多个。

最早将云冈石窟介绍给整个世界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建筑家伊东忠太。

1902年，伊东忠太来中国旅行，当他游玩到大同的时候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不为人知的佛教雕刻群，这处雕刻群一下子让伊东忠太失去了游山玩水的闲心，他大喝一声，吆西，然后身上建筑家的神经瞬间被激活。

随后的几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伊东忠太连续撰写了两篇高质量的学术报告，让云冈石窟一下子就在世界建筑界和美术界打开了知名度。然后你就可想而知了，这云冈石窟一下子迎来了大量的外国访问团，他们像朝圣一样来到这里，又是临摹抄录，又是翻阅古籍，而这其中，就数来自日本的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两位学者最为痴迷。

当年，这二位也是抛家舍业来到山西大同，历时七年，他们调查了云冈石窟大大小小的所有洞窟，获取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重兵屯驻在大同，险些毁了云冈石窟，而这两位学者利用自己的名望，一次又一次地游说日本军方，还以各种借口威逼利诱，说：“你们军队要是敢毁坏这云冈石窟，我们就联名去天皇那告你去！”最后长广敏雄因为得罪了日本军方，被禁止参加一切调查活动。

中国人中有坏人，日本人中也有好人。造成中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日本民众。

1973年9月11—17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也是较早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无论对中国来说还是对法国而言均意义重大。

蓬皮杜总统访华期间中，出人意料的专程前往大同参观访问，云冈石窟因为他的访问而蜚声海内外，陪同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因此亲自过问云冈石窟的修缮工作。

蓬皮杜当年为什么要来大同？仅仅是因为仰慕云冈石窟吗？民间有一些传说，比如有人说他的父亲当年曾在晋北传教，蓬皮杜就出生在大同的许堡。但是，这些传说并没有得到任何印证。

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一行来到云冈石窟，重点参观了二十窟、七窟和五窟。总理对1500多年前的北魏石窟艺术看得十分认真、细致，不时地询问它的历史沿革、艺术价值和维护情况。李治国所长一一作了回答，总理不时点头，表示满意。

当行至九窟与八窟之间时，上百名中外记者围了上来，其中一名法国驻京记者用粗通的汉语谦恭地问总理：“您过去知道这个地方吗？”总理回答：“我怎么不知道呢？”“那您为什么不来这里参观？”记者又问。总理回答：“没有时间呀！”是啊，总理肩负重任，日夜操劳，要不是外事工作的需要，他是没有时间来参观、游览云冈石窟的。

参观完石窟，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来到云冈东小院接待室休息。总理一边喝茶，一边对蓬皮杜总统说：“您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我也很感兴趣，我们的政府对这里很重视。”他问同来的前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治秋：“云冈石窟修建好需要几年？”王治秋回答：“按现在的规划，需要十年。”

总理强调说：“十年太长了，你们计划一下，云冈石窟的维护工程要三年搞完。时间太长，我们都看不到了。死是自然规律，我是活不到21世纪的。”总理忽然提到死，在场的同志还以为是总理用语幽默风趣。谁能想到，当时的笑语后来竟成为严酷的事实。

当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走出接待室时，一大批中外记者围在东小院里，总理、总统并排站在屋檐下，向记者们发表了谈话。总理首先对80多名法国记者说：“感谢你们的总统把我带到这里来，如果总统不来，我是没有时间来的，这是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又一见证。”中外记者们发出了愉快的笑声。

略微停顿了一下，总理接着说：“刚才说有个十年规划，时间太长了，我们要用三年时间把云冈石窟修好，一定要把这座人类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三年以后，请你们再来参观。”周总理洪亮的声音在武周山谷回响。他的话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大同人民没有辜负总理的嘱托，用三年时间将云冈石窟的维修工程如期完成了。

自从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访问之后，大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随同总统来访的100余名各国驻巴黎记者向西方世界的大量报道，大同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看着一座座雕像，它们的深情、构造都一一浮现在脑海中，这次跟随心灯.宿缘短暂的旅行显然不足够更好的领悟这幅佳作。我想，以后的某一天，不再漫无目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去体验这幅佳作，去领悟和发现它们的故事，让美好永恒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