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的一块石碑被韩国人视为国耻，却作为文物受到保护

位于韩国首都首尔西南的三田渡地区从奥林匹克公园往西南两公里左右的松坡区石洞村的历史公园里矗立着被称为“三田渡碑”的石碑。这块石碑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大清皇帝功德碑。碑高5.7米，长3.95米，宽1.4米，上有螭首，下有龟趺。碑上用蒙古文、满文、汉文三种文字篆刻着碑文。这块石碑虽然作为史迹被认定为文化遗产，但在首尔的旅游指南上基本不会出现，平时也几乎进不到什么访客。这块象征征伐的石碑是朝鲜半岛曾经臣服于大清王朝的见证，也因此被韩国政府和民族视为国耻。为何这块象征大清皇帝征伐功业的石碑会矗立在韩国的土地上呢？事情的起源要追溯到17世纪后金政权的崛起。

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后世史书为与宋代时期的金国区别而称其为后金）。三年后努尔哈赤公布“七大恨”的讨明檄文，以此为标志正式开始公开起兵反明。公元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一至初五期间后金在萨尔浒一举击败了11万明朝大军，明帝国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开始崩溃。此战中朝鲜方面出兵1.5万人助战，在明军主力被击溃后身为朝鲜军都元帅的姜弘立率领仅剩的5000多朝鲜军向努尔哈赤投降。这时正集中精力与明朝作战的努尔哈赤并不愿再行树敌，所以对朝鲜一直采取拉拢政策。努尔哈赤并没有难为投降的5000朝鲜俘虏，而是放他们回国，试图以此改善与朝鲜的关系。那么朝鲜为何会卷入这场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之中呢？

由于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全方位的优势地位，所以直到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之前东亚地区一直维持着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朝鲜半岛上先后兴起的新罗、高丽、朝鲜等王朝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很早就确立了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由此形成了一种仰慕天朝文明的小中华意识。这点在明朝与李氏朝鲜王朝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元明交替之际正值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末期，面对新兴的大明王朝和退守漠北的北元势力令高丽上层出现了“事元”和“事明”的路线方针分歧。元朝和高丽之前是爆发过战争的，在高丽政界和民间都有巨大的反元情绪，然而元朝征服高丽后将自己的公主嫁给了高丽国王并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在高丽人民眼中高丽王室已彻底成为蒙元的傀儡，甚至由此引发了三别抄起义。最终高丽王室依靠元朝的支持才成功镇压了三别抄起义，至此高丽王室已完全依赖于元朝的支持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元明易代后高丽王朝试图利用元明易代的乱局向北拓展疆土。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在元代双城总管府之地设置铁岭卫，同年四月高丽国王王禑派左军都统使曹敏修、右军都统使李成桂出兵攻辽征讨明军。五月李成桂渡过鸭绿江后发觉行军困难、粮饷不济，上书要求班师，王禑不听。于是李成桂在劝服曹敏修后果断在威化岛回军占领高丽首都开京掌握高丽政权。公元1392年七月十七日丙申李成桂废黜高丽恭让王，正式登基称王。次日李成桂派出特使前往南京朝见明太祖朱元璋并请求明朝的册封。他为自己开创的新王朝准备了朝鲜、和宁两个名字请朱元璋选择，朱元璋自然乐意由这个对自己恭顺的小弟取代亲元的高丽王朝，册封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最终朱元璋钦定了朝鲜二字作为李成桂所开创的新王朝的名字，公元1393年李成桂正式下诏启用“朝鲜”这一国号，至此延续474年的王氏高丽王朝被李氏朝鲜王朝取代。

整个有明一代李氏朝鲜被视为所有藩属国中的典范：朝鲜始终对明朝奉行事大主义，而明朝也把朝鲜列为不征之国。明朝与朝鲜这种密切的宗藩关系一方面是由于李氏朝鲜王朝仰慕并积极学习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存在共同的现实利益。整个有明一代最大的外患就是所谓南倭北虏问题——南方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事实上朝鲜最大的外患也是南倭北虏：早在朝鲜王朝立国之前半岛上的高丽王朝就不断遭受倭寇的袭扰，事实上李氏朝鲜王朝的开国之君李成桂就是在与倭寇的战斗中崭露头角的。由于李氏朝鲜是在推翻亲元的王氏高丽的基础上得以建国，所以建国之初的李氏朝鲜王朝与北元政权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因此有必要寻求明朝的保护。共同的敌人使明朝与朝鲜具备现实的合作基础，然而两国之间其实也存在竞争关系，而两国争夺的对象就是东北方向的女真部落。朝鲜王朝立国之初在对北方女真部落的关系上采取怀柔与武力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接纳归顺的女真人，授予官职、开放贸易、进行民族同化，不断扩大对女真部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利用明朝对女真部落重视程度不够和以及上国心态的特点使用武力蚕食女真部落的土地、扩展北部疆土。朝鲜对于女真部落的大肆拉拢引起了朱元璋的猜忌。尽管朝鲜是明朝最亲近的藩属国，但明朝也不愿意自己的小弟势力太强，毕竟东北方向的女真部族也是明朝势力的辐射范围。对此李成桂始终坚持以小事大的基本国策：明朝具有浓厚的上国心态，而李成桂就着力对大明表现出足够的恭敬，在给足天朝上国的面子后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当时明朝的根本利益诉求是建州女真，而建州北部的部落只要不主动侵犯明朝边境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而朝鲜就借机以为明朝戡边的名义打击不服从于自己的部落。

到了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朝鲜国王李芳远宣布禁止女真人在庆源府的贸易活动。 李芳远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女真各部落的普遍不满。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建州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率领部众迁徙到了凤州（今吉林省海龙县境内）一带，与阿哈出统率的胡里改部居住在一起。 既然已经向建州女真各部摊了牌， 李芳远索性以女真人劫掠朝鲜人民为借口，任命赵涓为统帅，率领大军进入辽东，杀害了毛怜卫首领把儿逊与斡朵部首领哈而非、加时仇，掠去部众数百人。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四月猛哥帖木儿在虚里、仇老等首领的随同下率领女真军队向李氏王朝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理论上女真和朝鲜都是被明朝视为自己的藩属的，如今两边大打出手就惊动了明成祖朱棣。朱棣这时也致力于开拓东北地区，所以他也册封了很多女真部落的首领，逐渐把女真地区纳入明朝版图。和李芳远开战的猛哥帖木儿就是朱棣册封的女真首领之一，同时朱棣和猛哥帖木儿之间还实现了政治联姻。在朱棣下达给李芳远的圣旨中写道：“猛哥帖木儿，皇后之亲也。遣人招来者，皇后之愿欲也。骨肉相见，人之大伦也。朕夺汝土地，则请之可也。皇亲帖木儿，何关于汝乎？”所谓“皇后之亲”可能是朝鲜方面翻译的错误，因为我们都知道朱棣的皇后不是女真人，实际上原话可能是“皇妃之亲”，也就是说猛哥帖木儿有姊妹入宫侍奉朱棣。这个猛哥帖木儿可不是一般人——他姓爱新觉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从这段往事不难看出：李氏朝鲜王朝其实和爱新觉罗家族乃至整个女真部族其实是早有积怨的。

公元1592年3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共调动15万人马渡海远征朝鲜。开战不到三个月除北面与宗主国大明王朝接壤的咸镜道之外朝鲜几乎全国沦陷，朝鲜王室出逃到鸭绿江畔的义州并向身为宗主国的大明提出入境避难的请求。大明王朝立刻对自己的属国朝鲜进行了援助，从而实现了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根据战后的统计：为支撑这场战争大明王朝花费的经费支出平均每年高达240万两左右，战后的明朝迅速出现了财政赤字。当面对来自东北关外的八旗劲旅和明末变民时明军几乎已没多少经费足以支撑战争了，以致于不得不一再加征三饷，这么做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进一步激化了民变。明朝和朝鲜尽管取得了抗倭战争的胜利，然而在此期间努尔哈赤的势力悄然崛起。当明朝向朝鲜要求出兵配合征服后金时朝鲜方面其实是颇为纠结的：在经历长达七年的抗倭战争后朝鲜不仅付出了巨大的人员生命损失，同时也遭受了莫大的财产损失。土地台账和户籍册大部分毁于战火，耕地面积减少到战前的三分之一以下，国家租税收入锐减。当朝鲜国内就是否出兵援助明朝征伐后金的问题展开讨论时身为国王的光海君声称“我国三边防备自守不暇，举单弱不教之卒入援天朝，有何所益？”应该说光海君对自己的实力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光海君的外交政策秉承的是务实性原则：1609年他就恢复了因战争而断绝的朝鲜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这么做固然是为朝鲜的战后复兴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然而这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眼中是很没气节的一件事。光海君在与后金的关系问题上同样被朝中的士大夫阶层所鄙视：萨尔浒之战后光海君专门派人前往后金处答谢并声明将在后金与大明之间保持中立，此时是后金和朝鲜关系最融洽的时刻。光海君通过与后金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而使朝鲜得以暂时避免卷入战乱，然而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朝鲜是为人鄙视的。

朝鲜保持了与明朝长达两百余年的宗藩关系，尤其是在万历抗倭援朝战争后朝鲜特地修建了感恩大明援助之恩的大报坛，这时朝鲜的主流民意强调铭记明朝对朝鲜的再造之恩，然而光海君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被朝鲜士大夫阶层视为野蛮人的后金进行交流。1623年3月朝鲜国内主张崇明排清的政治势力发动政变推翻了光海君的统治，转而拥立光海君的侄子绫阳君登上王位。绫阳君后来的谥号是仁祖，所以这次政变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仁祖反正。仁祖反正后的第二年本来拥戴仁祖反正的李适因为对事后的论功行赏不满而叛逃后金，李适向后金申诉了仁祖继位的不合法性并唆使后金发动对朝鲜的进攻。这时后金所面临的形势是：挡在自己正面的是明朝，而李氏朝鲜和蒙古察哈尔部则从东西两翼威胁到自己的侧面。如果要消除入关灭明的潜在隐患就必须拔除这两枚钉子。公元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驾崩，继承后金汗位的是皇太极，他决定东征朝鲜以彻底消除自己南下征伐大明时在背后捣乱的隐患。公元1627年皇太极命阿敏为主将，后金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义州、定州、郭山、安州、平壤、黄州、平山诸城，朝鲜国王李倧（朝鲜仁祖）逃往江华岛。后金军至平山时始与朝鲜议和，结成盟誓后撤退。战后朝鲜与后金成为兄弟之国，向后金开市并缴纳岁币。这时后金并没要求朝鲜向自己称臣，而只是要求朝鲜与自己结为兄弟之国，也就是说这时的朝鲜仍是明朝的藩属国。这时朝鲜仍是心向明朝，只是鉴于后金势大，所以不得不尽量在双方之间维持平衡。然而后金方面逐渐开始要求朝鲜彻底废弃明朝年号，断绝与明朝的一切关系，甚至要求朝鲜出兵配合自己征伐明朝。朝鲜对此予以拒绝，此后朝鲜给后金的国书皆书写明天启、崇祯年号，这令皇太极极为不满。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并获得元朝的传国玉玺。次年皇太极正式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改后金国号为清，他自己则由大汗改为皇帝，此举标志着皇太极正式以汉法构建自己的国家，应该说此时他已有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的意图。然而就在他的登基大典上朝鲜使臣拒绝跪拜——在朝鲜使臣看来：尽管后金是大国，朝鲜不得不屈服，但两国之间毕竟没册封朝贡的君臣名分，朝鲜的宗主国仍是明朝，因此自己当然不跪拜后金君主。可在皇太极看来：自己称帝就是要成为天下之主，普天之下绝不能有人质疑自己的权威。

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十二月称帝后的皇太极率十二万大军出征朝鲜。朝鲜在加强王都的防御的同时将王族再次转移到江华岛避难，而仁祖本人则避难于汉城东南的南汉山城。在这里仁祖向朝鲜全境发出号召起兵勤王的檄文，同时向明朝请求增援。清军以20万大军包围了南汉山城，同时对江华岛发起进攻。南汉山城虽有13000守军，但粮草只够食用50天。开战不过一个半月后清军就攻陷了江华岛。1637年1月30日仁祖与大臣们一起前往位于汉江江畔的三田渡的清军营地向皇太极投降。这场由朝鲜使臣拒绝向皇太极行跪拜之礼而诱发的战争最终以身为朝鲜国王的仁祖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告终。此后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接受清朝的册封， 朝鲜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朝鲜使用的年号由明朝年号改为清朝年号。朝鲜仁祖以其长子李溰、次子李淏赴清朝作人质，朝鲜向清朝朝贡。清朝为让朝鲜不敢忘记曾反抗清朝的大罪而于1639年下令建造了大清皇帝功德碑。尽管朝鲜被迫屈服于清朝，然而与此同时朝鲜却自认为保存了由明朝传入的中华正统，于是以小中华自居，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视为蛮夷之地。以九义士后人为代表的明朝遗民在李氏朝鲜时代一直被朝鲜官方和百姓爱戴，而后期从清朝越境到朝鲜的中国百姓则被称为“向化人”。从这时起朝鲜就认为中国已沦为蛮夷之邦，渐渐有轻视中国之心。甲午战争后朝鲜和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被彻底切断，历史上对中华文明的景仰之情转变成一种深以自己继承了中华正统自信。尽管明朝已亡，但朝鲜只在对清廷的公文贺表中使用清朝皇帝年号，而在国内仍使用崇祯年号。明代朝鲜使臣出使北京的纪行《朝天录》被改称《燕行录》——不再是去朝见天朝，而只是去一座名为燕京的城市旅游一番。

在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中清政府承认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日本人扶植的亲日派政府一上台就在第一时间将大清皇帝功德碑推倒深埋。1913年该碑被掘出并重新竖立。1956年韩国文教部长认为此碑是韩国的耻辱象征，因此再度将其埋入地下。1963年因洪水的肆虐而使大清皇帝功德碑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眼前。这时的韩国政府转变了立场：他们认为此碑作为文化遗产和耻辱的象征应该被铭记，所以在当年将其指定为史迹第101号并保护起来。1983年大清皇帝功德碑被移至松坡区石村洞289-3号并在该碑周围建立公园。如今大清皇帝功德碑在韩国被视为国耻的象征，但铭记国耻才能起到更好的鞭策作用，所以韩国政府就将这块碑作为历史文物遗迹保存下来。不过由于是作为国耻的象征，所以在韩国的旅游指南中不会特意向外国游客推荐，而韩国人一般也很少会去参观被他们视为耻辱的大清皇帝功德碑。也有一部分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屡屡试图破坏石碑：2007年2月3日正是皇太极第二次出兵朝鲜后的370年，大清皇帝功德碑遭到极端分子破坏。2007年6月15日大清皇帝功德碑被修复完成。尽管国内存在不同声音，但韩国政府坚持将这块石碑屹立在首尔并多次进行修补，只是将他们所认为的没文物价值的“朝鲜国王跪拜皇太极”的小像给撤了去。2010年韩国文化财厅对大清皇帝功德碑原来的位置进行考证，又将碑移到乐天世界大楼后面、松坡区蚕室洞47号石村湖西湖坡东北方向的绿地上，永久性地保护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