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航海“宝船”建造基地，古都南京，引领中国大航海时代

文/冀南

南京并不是滨海城市、沿海大港，在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的诸多中国城市中，它是唯一一座古代都城。南京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汉唐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大明王朝。它是由西域至中土行进路线中的重要枢纽，是丝绸之路东延的始发地之一，更是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大本营。这里至今保存着石头城遗址、郑和墓、浡泥国王墓等多处历史遗址和大量的官办造船厂遗迹，足见其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辉煌过往。

　　虽然不临海，南京却拥有“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古代的长江口在今扬州以东不远处，南京距离长江口300多公里，海潮可以一直到达南京所在的长江段，国内外各类船舶可以直接驶入南京。南京让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相联系，引领“海丝”由传统的南海区域向东海和黄海区域的延伸，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南海线”与“东海线”的核心城市。

　　三国时期，南京属东吴政权，第一次成为长江中下游及南方沿海区域的政治中心，开启南京与海外诸国海上大规模交流的序幕。公元3-6世纪，六朝政权建都南京，时称建康。六朝政权与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外国交往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为了建立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国家的往来，开辟了以建康为支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的零星、断续状态，发展到与东亚国家之间连续固定的航线，为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南京作为海上丝路的重要商港，进出口贸易兴盛，在此地出土的各种六朝文物中不乏直接从异域进口而来的。

六朝时期，生活在南京的世家贵族喜欢使用香料去除污浊气味。南朝齐国皇帝萧宝卷甚至以麝香涂地取悦爱妃。南朝官员用香熏衣，贵夫人出行有专人捧香炉跟随。当时香料品种很多，有些名贵香料就是通过海上丝路从南亚、东南亚国家进口的。青瓷香熏是专门为当时的世家大族、文人士大夫们焚香熏衣的一种特殊的器物，在田野考古发掘的六朝贵族墓葬中较为常见。

现藏南京市博物馆的青瓷香熏造型多样，有的只是简单将青瓷罐进行镂空处理，有的却在造型装饰上更具有美感和设计构思。这些姿态多样的香熏昭示着当时南京进口香料业的繁荣。

　　鹦鹉螺杯出自南京象山7号王氏家族墓，属于东晋时期的文物，来自罗马帝国。此玻璃杯颜色黄绿，较透明，口沿外及下腹部各有一周弦纹及平整的花瓣，腹部有七个椭圆形装饰，出土时位于男棺头部左侧，发掘者曾经推测是冠或盔饰之类，后来根据它的器型、纹饰分析确定为杯。这件舶来品是当时南京与印度洋国家存在往来的重要见证。南京地区大型墓葬中还经常发现一些珊瑚、琥珀装饰品，以及各种来自波斯的萨珊银币等，都反映出与丝路各国贸易往来的兴盛。

出土于南京铁心桥王家山的“刻胡人纹砖”，断代为东晋时期。砖上面清晰地刻画了一个胡人的样貌，眼睛下巴非常突出。南京东吴、东晋、南朝墓葬中常见有这样胡人形象，如东吴时代的陶瓷质魂瓶上就常有胡人活动的场面。这些文物的出现，说明六朝时期已经有外国人生活在南京，是丝路发达畅通，人员交流的证明。

　　东吴人面纹瓦当不仅在南京出土过，也现于宁波、福州等沿海城市，甚至出现在越南境内的古交趾郡治遗址、越南中部的岘港古城等地，这些文物表明当时东吴政权已经和海内外多个海港城市建立了连通关系。

韩国扶余的定林寺遗址，不仅在名称上与南京钟山定林寺完全相同，还曾出土了大量单瓣莲花纹瓦当，与南京的南朝瓦当相当接近。韩国风纳土城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在造型和表现手法上，也非常接近南京出土的东晋时期的兽面纹瓦当。可见，六朝时期，南京城的建筑技艺经海路，对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国家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位于今南京城西清凉山、 盋山、红土山一带的石头城是南京六朝时期的重要遗址，为东汉末年孙权在临江高地所筑的土质城垒。史载，位于石头城下的水上码头“石头津”是六朝时期最大的商港和海陆码头。《宋书·五行志》中描述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而据史料记载，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发生的一次风灾中，石头城码头遭损坏的船只就达上万艘。

　　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由建业（南京）出发，率万人船队赴夷州（台湾）；遣聂友、陆凯率兵５万，到珠崖、儋耳（今海南岛）；还曾派船队跨海运货到辽东换马；与东南亚的交易也以水路为主，东吴与扶南（今柬埔赛）、林邑（今越南南部）、天竺（今印度）等国均有经济、文化交往。频繁出海必然有先进的造船技术支撑，东吴曾设典船都尉主持造船，能造出长20余丈的大海船，可载近三千人，出海船队动辄万人。

　　孙吴时期是南京与日本开始较为密切文化交流的时期，日本一直称东晋、南朝为“吴国”，称江南人为“吴”。日本各地古坟中出土了许多吴地制造的铜镜，如日本山梨县鸟居原古坟出土的“赤乌元年”对置式神兽镜，兵库县安仓古坟出土的“赤乌七年”对置式神兽镜，就是明确来自中国的吴镜。此外，神户市兵库区梦野町丸山古坟出土的重列式神兽镜、京都府椿井大冢山古坟出土的画文带环状乳神兽镜，以及熊本县船山古坟出土的神人车马画像镜和大阪府茨木市出土的二神二兽镜等，也被专家鉴定为吴镜。

　　东晋南朝时，南京的海外交往和通商更为兴旺。大秦、波斯（今伊朗）、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国往往经广东番禺（今广州）来南京，“岁至”甚至“岁十数至”，出现了“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活跃景象。

　　当时南京的码头是长江沿岸最热闹的地方和码头之一，岸边停泊的船只数以万计，中国商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往丝路沿线的国家。不少异域人士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进行通商和传教，把中国的精美商品及文化带回本土。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职贡图》（又名《番客入朝图》或《王会图》），由南朝梁元帝萧绎未登基时所画，描绘的就是当时建康接待外交使节来访的繁盛场景。“职贡”指古时外国或藩国按时向中国朝廷“贡纳”。《职贡图》为长卷绢本设色，原画长402.6厘米，纵26.7厘米，画中有南朝梁代时期到都城建康（今南京）朝贡的25个国家使者的形象。这些使者皆左向侧身，人物形态生动。画中使者身后还有楷书榜题，疏注相关国名及其山川、风俗、历史，以及包括历代交往情况和纳贡物品等。

《职贡图》后入清宫，曾被溥仪携至东北，流散残损，原先的25国使臣现仅存12国使，自右至左为：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和末国等，其他13国使及卷后题记赞跋俱佚。这些国家分别位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沿线。足见南朝都城建康与当时丝路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

　　六朝时南京是海陆丝绸之路、东海南海两条航线之间的连接枢组之一，进而成为中外文化汇集交流的中心。最早记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跨国文化交往的重要典籍，如东吴康秦的《吴时外国传》（辑本）、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辑本）等均以南京为中心。多批海外高僧经海路来到建康译经传法，著名的译经道场南京道场寺初建于东晋太宁初年，后成为重要的南方佛教中心。六朝之后，道场寺观逐渐荒废。现址仅遗残《道场寺碑》一座。

　　公元399年，东晋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去天竺（今印度）。他穿越艰险的陆上丝路河西段、新疆段、葱岭段等，在今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境内学习梵文，考察佛教圣迹，求取佛典经书，于公元412年又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乘商舶从海上丝路返回祖国，最终到达当时的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法显在南京的道场寺完成了记录他从陆上丝绸之路去古代印度，又从海上丝绸之路返回都城建康的纪实性著作《佛国记》。

　　《佛国记》全文9500余字，对经行丝路诸国的山川形势、佛教名胜和宗教活动均有真实记述，为研究西域及南亚次大陆各国古代史地提供了重要资料，受到东西方学者的普遍重视。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佛国记》的意义已远超出佛教的范围，而是提供了与“丝贸易”有关的重要信息，称得上是一部古代丝路交通的实录。记载了法显“陆丝”与“海丝”双重探险经历的这本《佛国记》，也代表了南京海丝遗迹的重要价值。

　　明代是南京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明永乐三年（1405年）正式开始的大航海活动，把与中国有关的“海上丝绸之路”实践推向了高峰。南京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航海“宝船”的建造地、航海始发地，保存至今的明代《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为了表彰郑和出使西洋所做的努力，明水乐皇帝特意为其修建了天妃宫、静海寺，并专门建造了大型官办造船基地。

　　位于南京秦淮河入江口的西侧，今南京城西北下关三汊河附近的龙江宝船厂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专为郑和下西洋而建，是当时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造船厂。船厂位于南京城墙外，因濒临长江，靠近龙关江，故称龙江船厂。在《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国》图册中，首页首图便是龙江宝船厂。郑和下西洋用的大多数船只都是在这里建造的，在《龙江船厂志》中，附有若干幅插图，其中有一幅龙江船厂平面示意图详尽地描绘了船厂的分布结构。龙江宝船厂原本有7个船坞，当时称做作塘，现在仅能看到三条，三条作塘从东到西一字排开，直伸长江，虽然作塘已部分淤塞，地面遗迹无存，但仍看得出原址的庞大规模。

　　朝廷设工部一名正五品郎中过问船厂巨细事务，另有一正六品官任制造之事。厂内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船厂的指挥机关提举衙，另一部分便是墉、河道及桥梁、江河标志等。《明会典》记载，龙江宝船厂“改造海运船249只，备使西洋诸国”。据史籍记载，明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郑和船队最后一次回到始发地龙江宝船厂停泊封存船只，不再出海，任凭这些船朽坏腐烂。在近600年后的今天，宝船遗址还陆续出土过一些当年宝船的构件，造船工具以及相关制作材料。这些宝船高大雄伟，曾让世人惊呆，据记载郑和船队在龙江宝船厂封航后的第11个年头，一位叫作马敬的人来此参观宝船，并由衷赞叹它们“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壮妙，并古所未有”。

明代，南京静海寺曾供奉着郑和带回来的佛牙和海外珍品，还栽种着从异域带回国内的奇花异草，郑和晚年还在静海寺居住过。为了纪念他在永乐年间六下西洋的功绩，曾铸有一只大铜鼎，供奉于静海寺中，后来静海寺内还竖起郑和的塑像，直到清代咸丰年间还有人在词中提到此像。

静海寺与天妃宫原本连为一体，分别是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归来和永乐十四年1416年）第三次下西洋归来时所建，现静海寺已部分恢复。天妃宫只剩通赑屃（传说中龙之九子之一）驮石碑，即御制弘仁普济天妃之碑，夹置在数栋楼房之间，后由于城市建设需要，天妃宫碑被移入静海寺内保存。

　　1842年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在静海寺与英方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1937年12月10日静海寺大半毁于侵华日军的战火。1988年底，南京市政府在原址偏西处重建静海寺，占地面积达628平方米，并将其辟为《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

20世纪30年代，在静海寺发现的郑和下西洋残碑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海船的详尽资料，包括郑和船队中由将领官军乘驾的海船有两千料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等重要信息。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遇到狂风恶浪，后历经艰辛方转危为安。他认为能平安归来多亏天妃娘娘，即妈祖保佑的结果，因此回到南京后即向永乐皇帝提出建造天妃宫的设想，后经朱棣恩准将天妃宫建在静海寺稍南，可惜今日遗址无存，所幸天妃宫碑如今尚保存在静海寺。现存建筑为2004年新建。

南京是郑和的第二故乡，他在此生活了37年，留下许多遗迹。南京郑和府邸遗址在今天的白下区马府街一带，今郑和公园是当年郑和府邸的后花园，二者原本是连成一体的。郑和本姓马，其府邸即以其原姓称作马府。马府所在之街巷被称为马府街，并一直沿用至今。马府的位置大约以今马府街一带为中心，南侧至白下路，北侧至太平巷，西侧抵太平路，东侧抵长白街。据南京郑和后裔相传，马府街原有的72间房全部毁于太平天国战火，郑和府邸也未能逃过此劫，所有房屋建筑被毁于一旦。马府的部分遗址在清代曾被作为新安会馆，1949年前是江苏省立女子师范所在，后改为马府街小学。如今南京郑和纪念馆和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就设在郑和公园内。

南京牛首山因双峰突起形似牛首而得名。牛首山弘觉寺原为南京南郊著名古刹，佛教禅宗牛头宗发源地。寺毁于抗战时期，但塔和摩崖石刻却保留至今。塔七级八面，砖木结构楼阁式，高约25米。据专家考证，郑和任南京守备时，曾对此塔进行过维修，死后葬于此地。《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牛首山“有太监郑和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复命，卒于古里，赐葬山麓”。郑和墓位于风景优美的佛教牛头宗发源地牛首山的南麓。

　　因郑和之父名马哈麻，人称马哈只，当地人认为郑和原姓马，故称为“马回回墓”。墓冢所在之山，亦称为“回回山”。墓圹呈长方形，长约150米，东西宽约60米，墓顶高约8米，墓前台阶有四组7层28级，寓意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8年，遍访4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5年，郑和首航西洋580周年前夕重修郑和墓。因墓主人为回族，新修郑和墓完全按照穆斯林葬仪习俗，墓盖下部雕饰祥云草叶莲花座，顶部有青石所制塔式墓盖，刻阿拉伯文“泰斯米叶。”

　　明代早期，南京为首都长达53年，此后又有220多年作为南都。在明洪武、建文和永乐年间，明代的皇帝在南京皇宫中接待过近百次经“海上丝路”来“入贡”的外国使臣。

　　史载当年受郑和下西洋的影响而来中国朝贡的海外国家多达60余个。仅永乐年间，就有浡泥、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4个国家11位国王先后来中国访问，并有两位国王仰慕中华文化，死后体魄托葬中华，长眠在中华大地上。浡泥国王墓当属此类。今日浡泥国王位于南京南郊安德门外东向花村乌龟山。墓前立有神道碑，神道两侧排列着马、马夫、羊、虎、武将等石刻。墓侧建有祠堂，并专派三户农民守墓。

　　浡泥国即现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国。明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浡泥国王率王妃及弟妹子女并近臣等，来中国进行访问，受到永乐皇帝的盛情款待。出访期间浡泥国王忽染急症，经太医会诊抢救无效，于十月间病故于南京会同馆，终年28岁。明成祖朱棣极为悲伤，为之“辍朝三日”，谥“恭顺”，并遵麻那惹加那乃国王“体魄托葬中华”之遗嘱，以王礼将其安葬。

　　明代迁都北京后，作为留都，南京保留了全套的中央行政机构，是操江御史驻扎之地，担负着长江防御的重要任务。明代北京是政治中心，南京是经济中心，两京互为倚重，南京承担着古时中国大规模航海行为的智囊作用，几百年来，引领了中国大航海的新时代，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重要而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