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历史上的那些事

高邮，就像如水的女子，流动着里下河的色调与景致。她与水灵犀，轻轻触碰，就能汩汩涓涓，细流成你心中的思绪。举手投足之间，尽情地彰显婀娜多姿，散发出独特的文化韵味，温婉，深情。她从烟雨里走来，带着一丝神秘，承载了诸多的故事。（高邮：世界遗产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1万年前，这里是一处浅海湾，而后逐步冲击成陆地。此后的3000年里，一部分陆地受到海水浸淹，成为南黄海浅海湾；另一部分陆地则逐渐成为芦苇丛生、水草茂盛、水网发达的沼泽湿地平原。7000至5000年前，先民们就居住在这片湿地平原上，他们网渔、打猎，饲养家畜，种植水稻。5000至4000年前，因海平面上升，加上大洪水爆发，部分浅洼之地再次被海水浸没，先民们开始向山东方向山丘地带和淮河的上中游迁徙。随着时间的推移，过了气候变化的节点，海水渐渐退去，陆地重现，重新有人在此栖息。

商朝末年，纣王疯狂残杀、掠夺里下河地区的东夷族人，激起族人的反抗，他们联合起来与商朝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周武王伐纣的成功，因而在周灭掉商之后，周武王为了安抚里下河地区的东夷族人，让他们在里下河地区建立了邗国。到了春秋晚期，邗国被吴国所灭。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攻打北方的齐国，开凿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用于运送部分兵马、粮草，穿境而过。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前223），秦国灭掉楚国，在此地筑高台置邮亭（在今九里村），境域得名“高邮”，又名“秦邮”。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的第二年（前220），修筑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其中联系关中和东南地区的滨海道途径这里，并在境内筑成驿道，高邮成了初具规模的人口聚居地。

西汉初年，允许私人制盐，诸侯王可在封地内自主经营，收入无须上缴。吴王刘濞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盐业，为了最大限度实现繁荣经济、流通物资，吴王刘濞除疏通、利用邗沟水道进行交通运输外，还新开一条运盐河，并向东延伸，高邮运盐河有了雏形，至此，境内初步形成一纵一横“丁”字形水上交通格局。同时，随着由京师长安经洛阳，循荷水，入淮泗，进邗沟而达长江沿岸的主干驿道的开通，位处主干驿道线上的高邮亭也越发重要，这些都为境内行政区域划分和地方政权的设置提供条件。

元狩五年（前118年），兼有行政和邮传双重职能的高邮亭被升为高邮县，属广陵国，并设学官教授儒家经典。同时，元狩年间境内子婴沟开凿，高邮成了江淮间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要邑，一直延续到东汉。东汉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虽被镇压，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东汉王朝，加剧了政权的分崩离析。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郡大吏独揽军政大权，地主豪强招兵买马，他们占据地盘，争权夺利，常年战争不断，加上曹操强令境内百姓北迁，致使建安十八年（213年），高邮县废置。

三国时期，因高邮地处吴、魏的边界地带，一段时间里，高邮境内荒无人烟。直到太康元年（280年），西晋军队南下进攻建业(今南京)，吴主孙皓出城请降，魏、蜀、吴相继灭亡，天下出现了暂时的统一，高邮重新置县。但西晋王朝短命，仅仅维持了五十一年（若以灭吴开始计算,只有三十七年），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失守，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便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建立了东晋。

明帝太宁年间（323年～325年），幽州流民被侨置在高邮境西三阿（今属金湖县）。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东晋名将谢玄在“三阿之战”中大破前秦符坚并拉开了“淝水之战”的序幕。随着“淝水之战”的获胜，东晋乘胜北伐，收复一些失地，但因内部矛盾与权利之争，北伐成果又无法巩固，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废掉东晋皇帝，建立了宋（刘宋），天下进入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各朝均设高邮县。此外，南刘，还划分高邮县东北地区置临泽县；后魏，曾在高邮西部、天长东部设平阿县；南梁，高邮县又划分竹塘、三归二县。

公元581年，北周静帝让位于杨坚，北周覆亡，杨坚建立了隋朝。开皇三年（583年），竹塘、三归、临泽三县并入高邮县。开黄七年（587年），隋文帝为讨伐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开凿山阳渎（今三阳河），境内出现两纵一横水上交通的新格局，为高邮政治地位的提升与城、镇的出现、发展奠定基础。隋炀帝为巩固隋朝的发展，于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征集包括高邮在内的十万余淮南民众，开邗沟，把隋文帝开凿的山阳渎拓宽取直。八月，隋炀帝坐龙船到江都，船队绵延200余里。后因隋炀帝多次发动战争劳民耗财，最终引起隋末危机，各地纷纷发动叛变，隋朝统治集团开始分裂。

大业十三年（617年），农民起义军将领杜伏威大败陈稜的隋朝禁军，攻克高邮。次年，唐国公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继隋朝之后的又一次大一统。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一系列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谷物与布帛的税收通过邗沟高邮段渡淮北上，高邮增设水驿，备有红船数只，水、马驿并行，促进了高邮的经济发展。境内开始兴土木，建校舍，设县学，作为教育和管理生员的机构,也是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

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令左卫大将军李孝逸在高邮湖西下阿攻打徐敬业，徐敬业大败，其部将杀徐敬业、骆宾王，投降李孝逸。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淮南节度使李吉甫驻节高邮侯馆（原高邮亭），他率领民众修筑富人塘、固本塘、平津堰等水利工程，并置闸门调节蓄泄，灌溉农田近万顷，还奏请朝廷，免去当地百姓数百万石欠租。僖宗年间(874～888年)，僖宗弟举直禅师在高邮治所西南太平仓地基上建镇国寺并在此修行，圆寂后其弟子建镇国寺塔以藏其舍利子和经卷。

自天宝年间以后，唐王朝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朝逐渐衰落；藩镇长期割据，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宦官专权，皇帝大权旁落；朋党之争，瓦解了统治集团的力量，最终在农民起义的爆发下，大唐帝国寿终正寝。天下随即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南吴时，设高邮县属江都府。南唐时，设高邮县属东都。后周时，设高邮县属大都督府。公元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北宋。

太祖初年，高邮沿河口小丁庄（在今武安姜庄、丁庄附近）设冶坊和手工作坊，铸造铜钱，制作兵器、农具。开宝四年(971年)，因高邮地处军事要地，北宋朝廷置高邮军。为加强军事防御及解决治安问题，知军高凝佑始筑高邮城池，外形接近正方，东、西、南、北各开城门，四周开挖壕沟。至和二年（1055年），始建新学（荆公新学）校舍180间以及武学学堂。元佑元年（1086年），为便于东部盐场的盐运交通，境内又一道东西向的河道（今北澄子河）开挖，呈现“开”字形两纵两横水上交通的崭新格局，高邮政治、经济地位继续攀升。随着北宋的灭亡,南宋时期的高邮又成了抗金前沿的阵地，战略地位空前提升。

建炎四年(1130年)，南宋朝廷升高邮军为承州，同年，金左将军完颜昌先占扬州后占高邮，包围楚州（今淮安）。南宋朝廷惊恐万分，宋高宗只得重用已被革职的岳飞，接到诏令的第四天，岳飞驻兵三墩（今三垛），一个月内与金兵交战三次，三战三捷，又沿江一路追击金兵，粉碎了金兵南下的阴谋。但金兵仍不死心，多次侵犯高邮，绍兴四年（1134年），金朝扶持的“伪齐”皇帝刘豫派其子刘麟纠合金兵南下。骑兵从淮泗直插扬州，步兵从楚州进攻高邮。张浚随即派韩世忠部队驻守高邮、楚州，并亲自来高邮视察审阅，韩世忠领命，从镇江进驻扬州，迎战金兵，令解元固守高邮。解元利用高邮水网密布的地理优势，多次打击金兵，并与成闵在北门合围大败金兵，粉碎了敌军南下的进攻。战后，韩世忠又令董旼积粮筑墙，修造器械，恢复市井，保障民生。

虽然，宋军对金兵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宋高宗与秦桧害怕不利于对金议和，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的兵权，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削弱了抗战派的势力。最终，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换来了耻辱性的和平。但小规模的冲突依旧存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金兵又从扬州侵扰高邮，进城掠夺后离去。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撕毁《绍兴和议》，发动“正隆南伐”再次大举南下伐宋，急于夺取江南统一全国。同年，金世宗举兵昭告金帝完颜亮罪过，率军统一华北，并且停止南征灭宋之举。此时，宋孝宗有意收复失地，发动“隆兴北伐”，宋军在取得了几次小规模胜利之后，以一场大败结束“隆兴北伐”。

“隆兴北伐”失败后宋孝宗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南宋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受此恩泽，淳熙十二年(1185年)，郡守范嗣蠡建高邮四门城楼，并为门、楼命名（东门武宁门，捍海楼；西门建义门，通泗楼；南门望云门，藩江楼；北门制胜门，屏淮楼），同时开南、北水门引运河水通市河。开禧三年（1207年），高邮城四周壕沟引水注入成护城河。嘉定七年(1214年)，金以南宋不再纳岁币为名，再次出兵南侵，为加强防御，知军汪纲督工重修高邮城，并在四面城门外增设库城(瓮城)，因城基较高，四周低下，状如覆盂，又用北宋秦少游“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诗意，别名高邮“盂城”。绍定六年（1233年），宋理宗实现宋蒙灭金的战略，次年，金国灭亡。但随后，蒙古以南宋不讲信用为由，举兵南下。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军分兵南下，东路部队直指江淮，同年，高邮守将荣全降蒙古军，杀害不侍叛臣的官妓毛惜惜。随后李虎率宋军攻破高邮城，杀荣全等百余人。毛惜惜事迹被上报朝廷，宋理宗封其为“英烈夫人”，建祠纪念。南宋末年，高邮成了蒙宋交战的重要战场之一，为保护繁华的市井以及抵抗蒙军，咸淳元年(1265年)，扬州制置使毕侯在北门外又筑新城（土城）。德祐元年（1275年），南宋江淮招讨使驻防高邮抗元，高邮成为守护南宋的前哨阵地。

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被元军围困，文天祥与元丞相伯颜进行和谈，因惹怒伯颜被拘捕，押送的过程中在镇江被救。二月，柳岳带着军械、粮草北上降元，路过高邮嵇家庄，统制嵇耸激于义愤，杀死了柳岳。三月，文天祥被两个樵夫用篑背到高邮，再雇小船行至嵇家庄。嵇耸热情接待，又命心腹护送文天祥到泰州塘湾。四月，元军骑兵将领阿术得知高邮仍向扬州的南宋朝廷交纳粮饷，速派元军苦彻、史弼部队守管高邮。随后，扬州城中缺粮，通州副都统姜才连夜赶路护送粮草，行至高邮丁庄时被元将史弼、苦彻、陈严所败，劫去大米数千担。七月，扬州被元军侵占，通州(今属江苏)、滁州(今属安徽)、高邮军等州县相继投降。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高邮军为高邮路。为适应广大领域的统治，便于高邮与中央的联系，元朝廷在高邮城西门外设高邮驿（后改名秦淮驿、秦邮驿），界首镇西设界首驿。至元十六年（1279年）随着“崖山海战”的失败以及小皇帝的溺亡，南宋覆灭，元朝实现南北统一。

两宋时期，高邮的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城内建筑设施逐渐完善，行政礼仪类的衙署、高沙馆（行衙）、文庙、明伦堂，以及元佑初年(1086年)，朝廷拨款建设的官方园林——众乐园等。南北门大街（今中山路）兼作驿道，西侧的市河与其共同形成城区交通和商业中轴线，沿线民居市肆稠密。城外（北门外）为运盐河与运河的交汇之处，官仓、税务、宗教设施和居民最为密集。繁华的都酒务街（今复兴西街、东台巷）设迎华驿，街内商铺林立，多宝楼桥更是波斯客商云集，买卖奇珍异宝，一派繁华景象。

文教方面，高邮扩建儒学学宫、设立武学（1055年），创建淮海书院（1211年）。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孙觉，婉约词宗秦少游，乔竦、乔执中、陈造等文人名士辈出。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杨万里等文坛巨擘先后莅临高邮，与地方名士频繁交流。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苏轼与秦观、孙觉、王巩在泰山庙（976年）的高台上四贤相聚，载酒论文传为佳话，泰山庙从而得名“文游台”。此外，两宋时期的医学得到重视，从医人员的地位得到提高，给人看病不仅成为一门职业，也是加官进爵的途径。政和五年（1115年），高邮始设医学教授，负责医学教育，大夫、郎中的资格考试以及出版医籍。

元朝统一后，大都（北京）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庞大的政治机构的运转，需要众多元素的支撑，“南粮北调”成了重中之重，开通南北向的直线运河则是必然之选，高邮仍是南北驿道和运河主航道上的重要城市。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高邮路，管辖高邮、兴化二县。至元二十年(1283年)改高邮路为高邮府，管辖高邮、兴化、宝应三县。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改江淮元帅招讨司为上、中、下万户府，高邮为上万户府。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在元朝任职的马可波罗，从运河南下来到高邮，盛赞这里城市规模大，街道整齐，人口稠密，水产、禽类丰富。到了元末，由于地位的低下，加上底层官宦的压榨盘剥，以及连续出现的严重自然灾害，南方汉人的生活日益艰难，最终揭竿而起。

至正十三年（1353年），张士诚领着十八条扁担造反，杀盐吏、开府库、济乡里，队伍不断壮大。为防张士诚攻占高邮，高邮府知府李齐对宋城墙加以修筑。五月，张士诚即已率农民起义军攻克高邮，李齐进城劝降被杀。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承天寺（今复兴西街内）称王，国号大周。张士诚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即将切断元朝赖以生存的江南税赋和钱粮，元朝廷随即派苟儿、石普前来平反，但都以失败告终。不得已，丞相脱脱亲率百万兵力攻打高邮，眼看高邮外城（南宋在北门外所筑的新城）被破，城内岌岌可危，脱脱却被罢掉兵权。张士诚抓住机遇，打赢“高邮之战”，重伤元朝。

此后的两年间，高邮作为张士诚的王都，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迁都平江（今苏州）。与此同时，朱元璋的起义队伍迅速发展，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徐达、常遇春、冯国胜攻下高邮，并废除高邮府保留高邮县。朱元璋随即发表檄文声讨张士诚，次年攻下平江，张士诚被捕后自尽（也说被乱棍打死），接着又灭掉方国珍。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随后，徐达、常遇春等将北伐，攻占大都，元顺帝北逃，蒙古在中原的统治就此告终。

明朝初年，元顺帝虽被驱逐北返，但是北方相对没有南方稳定，加上国家的钱粮赋税都要靠南方支撑，应天府（今南京）恰恰又是东南地区的核心，于是，朱元璋选择定都应天府。而作为紧邻应天府的运河城市，高邮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加上高邮与朱元璋的家乡凤阳仅一湖之隔，朱元璋极为重视。洪武元年（1368年），将高邮县升为高邮州，管辖兴化、宝应二县，同年，知州黄克明用大砖包砌加固城墙，城墙上增加瞭望楼和墙垛子，城底设窝铺50座，四周都有护城河。洪武四年（1371年），升高邮守御所为高邮卫，统五千户所，管辖兴化守御所。随着地方军、行政机构等级的升高，往来的官员及公文信函增多，加强驿站建设，势在必行。洪武六年（1373年）新建界首驿和界首递运所（万历年间撤所）。洪武八年(1375年)，知州黄克明又在通往南京的南门外运河边(今馆驿巷内)开设盂城驿，此外还有向南、北、东的十五个急递铺，与其形成完备的邮驿网。

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顺天府（今北京），将应天府作为陪都，此时的高邮扼守两京驿道，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漕粮食盐、军需物资、政令公文、官员士绅出入，大大促进了境内商贸服务业的繁荣。特别是南门外，里下河地区粮食和淮南盐场食盐经南澄子河汇集于此，再经运河转运南京及全国各地，形成沿盂城驿至南城门驿道分布的繁华商贸大街——南门（外）大街。至此，高邮南起盂城驿，沿南北大街和市河中轴线联系南、北运河码头，并向东北延伸至文游台的“十里长街”格局完全形成。永乐年间（1403～1424年），朝廷还在高邮境内设屯田、牧马草场，用于军需、税政。嘉靖元年（1522年），又置“公田”，用于填补官员俸禄及教育费用的缺口。弘治三年（1490年），户部侍郎白昂开凿康济河，明清运河高邮段基本形成。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总河杨一魁主张“分黄导淮”，高邮西部地区众湖联并成一片，形成高邮湖。

漕运带来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高邮城市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洪武元年(1368年)，知州黄克明在原军衙地基上兴建州署衙门，重建学宫。随后卫署、吏目署、察院、南河廊署、军器局、河泊所等官衙相继建成。隆庆六年(1572年)，知州范惟恭督工扩建杏坛，建青云楼。万历四十年(1612年)，知州衷诗章建成净土寺塔。“南曲之冠”王磐、“词谱鼻祖”张綖、“明朝诗学正宗”汪广洋深受文坛推崇，为振高邮文风，天启三年(1623年)，乡贤王自学等自发筹款，在高邮城墙东南角上建奎楼(魁星阁)。从此，镇国寺塔、净土寺塔，文游台、奎楼，作为高邮城的制高点和标志性建筑，形成了“东西双塔、南北楼台”的特色景观。

明王朝建立时，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的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犯扬州，高邮知州赵河补筑城墙缺口，抵御倭寇进犯。次年五月，倭寇侵犯高邮，东、南、北门外房舍和盂城驿被烧毁殆尽。隆庆二年（1568年），知州赵来亨在南门外按旧制重建部分驿舍和皇华厅，并在驿旁新建秦邮公馆一座。

朱元璋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后，以八股文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排斥八股文，转而研究起医学，依旧可被朝廷所用。洪武元年（1368年），高邮州就设立了医学典科，负责为太医院选送名医、主持医药诉讼、诊治疾病、大瘟疫流行时劝募施救。当时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又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洪武三年（1370年），知州赵原在熙和巷内开办济养院，收养贫病孤寡老人。在“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环境中，高邮医学取得一定成就，名医王三乐著《治闽粤蛊毒诸方》、《运气指明》，周从鲁创制五加皮酒，用于治疗风湿病，造福百姓。

纵观整个明朝，初期历经“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政治清明、国力强盛。到了中期，“土木之变”使得国力由盛转衰，后期虽经“弘治中兴”、“嘉靖中兴”、“万历中兴”国势有所复振，但到了晚期，东林党争、天灾外患导致国力衰退，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各地民变纷起。终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明朝灭亡。同年，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顺治帝迁都北京，大清成为全国的统治者。

顺治二年（1645年），高邮被清兵攻占，境内推行“剃发易服令”，同年，清朝廷在高邮设州。乾隆九年（1744年），正值天下太平，盛世昌隆，知州许松洁奏请户部拨银修缮旧城，并将东、西、南、北四门城楼分别改为挹春楼、宁波楼、朝阳楼、迎恩楼。随着“黄河夺淮”的日益严重，清朝沿用“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治理方略，黄、淮、运相交的南河一带形势复杂。洪泽湖、高邮湖和运河水位升高，成了工部的重点治理地区，并在高邮设工部分司（1678年撤销）。后续虽采取了归江、归海的系列引河工程，运河仍然频繁溃坝，造成高邮和里下河地区严重水灾。为此，康熙、乾隆年间先后在高邮城外建造护城堤数百丈，康乾二帝南巡时，还先后12次经过或驻跸高邮，督察河工视察灾情。

康乾盛世，高邮城市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城内街巷格局基本稳定，人口增长，商业繁荣。在扬州等地兴筑园林风气的影响下，明末清初重臣王永吉在城内东南修建了一座占地数十亩的私家园林——蝶园，与奎楼融为一体。王府、孙府、夏府、贾府、杨府等私家花园也各具特色。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高邮的慈善机构逐渐完善，南施药局（1656年）、北施药局（1721年），相继开设。乾隆元年（1736年），知州傅椿又在南施药局开办普济堂和育婴堂，收养弃婴兼诊病施药。文教方面，顺治年间(1638～1661年)，"江北名医"袁班（史可法的幕僚）著成《证治心传》（1643年）及《医学心传》传于后世。乾嘉时期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留下“高邮王氏四种”（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的）在训诂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侵占镇江，扬州地区告急，淮扬道台恩龄速派兵驻防高邮，在西门湾（今镇国寺塔所在）、三十里铺东岸、五里坝东西两岸，修建炮台4座。同年，左辉春任高邮知州，当时的高邮城垣坍塌严重急需修缮。正值“鸦片战争”的战败，清政府财政困难，左辉春拿出养廉银（俸禄）并率高邮绅富捐款重修城垣。次年，城垣修缮竣工后复立旧门额，四座城楼再次改名（东、西、南、北四门城楼更名：观稼楼、小黄楼、歌薰楼以及拱辰楼）。到了晚清，内忧外患。朝廷的衰败，太平军的起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渐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咸丰八年至十一年（1858～1861年），境内多次发生太平军与清军的交战。光绪七年(1881年)，高邮运河东堤始竖电杆，用于军政通讯。中法战争，高邮军队尽调边疆。中日战争，江南转运官员在高邮设局，日夜忙于军火运输。

各种辱国条约的签订，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国库亏空，高邮境内各种税收名目、税金增加，民不聊生。如同这腐朽的清政府，高邮的驿站也逐步走向了衰亡。康熙十年（1671年），蒲松龄代笔撰写《高邮驿站》呈文，恳请挽救运转艰难的盂城驿，成效甚微。清中叶以后，驿站职能逐步改由州署行使，盂城驿站转卖给赵姓地主。清末，由于近代邮政的发展，驿站传统功能逐渐衰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高邮设轮船局，次年设三等邮局，取代了驿站多种业务。民国元年（1912年），省都督应邮传部要求下令裁撤省内驿站，次年春天，高邮境内驿站、递铺均被裁撤。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随着“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清朝统治迅速崩溃，驻清江浦（在今淮安）的清军猝然兵变，高邮随即奉扬州军政分府之令，组织光复。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于南京宣布立国，颁行阳历，统一地方名册，改高邮州为高邮县，2月12日，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

民国初期（1912～1927年），高邮境内汽车、轮船等现代运输业，邮政、电话等现代通讯业，银行等现代金融业陆续兴起，但因军阀混战，城市格局没有新的发展。民国四年（1915年）二月，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简称巴拿马赛会）在美国旧金山举办。高邮县参展的物品在会上分获二、三、四、等奖。文教方面，从清代，高邮境内先后恢复或创办了珠湖书院、致用书院、时雨书院（赞化书院）和义学。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停止科举后，高邮教育开始近代化转型，先后建立教育会，设劝学所，办师范传习所，广设学校，创办淮海、育才、赞化等三所公立小学堂和一所私立公益小学堂，再到民国时期，兴办女学、创立了县立初级中学、县立初级师范，成为高邮师范学校的前身，高邮重教兴文的传统，有了很好的传承。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季，高邮遭受罕见的大水和台风袭击，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贪官勒索，淹死人畜、房屋无数，霍乱流行，高邮城内萧条凄凉。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月二日，日寇侵占高邮，高邮沦陷后日寇多次轰炸，肆意烧、杀、抢、掠，任意拆毁店铺民房，还先后成立两个“统制委员会”和五十多个“洋行”，从事各种经济掠夺，城内民居简陋，道路失修，市政和共用设施停滞，百业凋零，给高邮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率领抗日武装和高邮民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和国民党部队中的爱国官兵，奋起抗敌，前仆后继，一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高邮战役”取得胜利，高邮境内获得第一次解放。

然而，还未来得及分享这胜利的喜悦，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人民解放军随即进入战争状态，从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再到第二阶段的战略进攻。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驻高邮的国民党军当夜全部仓皇逃离。次日，高邮城解放。中共高邮县委、高邮县政府机关随之入城办公，高邮从此进入光明的历史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高邮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人民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城市进行改造、建设，城北及北门大街一带成为市中心。50～60年代，1956年11月至次年6月对大运河进行整治，高邮城西区部分（含西城墙）被拆，城市中心从北门大街沿人民路向东发展，人民路、珠湖路一度繁荣。70～80年代，高邮县城向东扩展，商业网点主要分布在中山路、中市口、县府街（今府前街）、北门大街和通湖路一带。90年代，1991年，高邮撤县建市，高邮市建立。城市建设及经济区继续向东、北、南方向拓展，城区经济中心东移至环城北路（商业街）、通湖路、文游路一带。新的世纪里，高邮城乡的发展仍在继续，而高邮的历史，也犹如这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会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