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西藏边境小寺里，留存着一段屈辱的记忆
噶居寺位于西藏亚东县下亚东乡仁青岗村，离亚东县所在地下司马镇约10公里的乃堆拉山北侧半山上。
该寺始由噶举派僧人珠旺阿达和贡玛丹增建于1747年（清朝乾隆十二年）。寺院规模不大，东西长50米、南北宽29米，四周砌以3米高的土坯砖墙。
大殿平面呈“凸”字形，经堂面阔3间进深3间，主供莲花生大师泥塑像，两侧为护法神殿，东西两壁绘有金刚持、依怙神、吉祥天母等神像。经堂东侧有护法神殿，大殿上层为噶举颇章及活佛住房。
在西藏众多寺院中，噶居寺不论在寺院规模、传承影响力，还是历史年代，都属于寂寂无名之辈。
但这座寺院中保存的一块匾额，却留存着一段中华民族屈辱的记忆。
1、卖国贼的“大放光明”噶居寺里有一块残损的匾额，匾额上书写着“大放光明”四字。匾额一头的题款已经锯掉，钉在二楼地板上，上面的“大清光绪”四字，只剩下了“大清光”。
这块残匾是当年驻藏大臣升泰所书，字体倒是雄健有力，只可惜字不如其人。
升泰题写此匾，既不是为噶举寺专门题写，也不是因为寺里菩萨显灵而献。
此匾是为他自己表功，仿佛他做了一件足以光宗耀祖、让世间“大放光明”的伟业。
然而他所以为“大放光明”的伟业完成后，招来了全国人民的唾骂，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升泰（？—1892年），字竹珊，卓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大学士富俊之孙。升泰曾出任过山西汾州知府，河东道道员，浙江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等职。
1888年（光绪十四年）11月，接替文硕担任驻藏大臣。
驻藏大臣是清朝驻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早期称“钦差驻藏办事大臣”，后提高职权改称为“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设正副大臣各一名，副职称“帮办大臣”。
该职务从清雍正六年（1728）始置，至宣统三年（1911），历经184年。共有驻藏大臣83任，共计57任（含二认及三任），帮办大臣共52任，49人。
清朝之所以用升泰替换文硕，还得从对西藏蠢蠢欲动的英国殖民者说起。
2、西藏军民对英国侵略者的抗击19世纪下半叶，英国先后将尼泊尔、哲孟雄（今锡金）、克什米尔、不丹纳入其殖民势力范围，并在大吉岭（今属印度）设立军事基地，准备入侵中国西藏。
1884年，一支英国军队从锡金偷偷侵入西藏。1886年，英国又出动军队在西藏亚东以南的边境地区，对西藏地区进行武装骚扰。
为了保境安民，西藏地方政府派兵200人在隆吐山（今锡金龙头山）设卡戍守，但英国却以藏军侵犯边境为由，要求限期撤卡。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3月20日，英国侵略军在精心准备之后，悍然发动了对隆吐山的武装进攻，西藏第一次抗英战争爆发！
面对侵略者，西藏军民“誓死抵御，决无二心”。驻扎在隆吐山的藏军以火铳、弓矢、石块等简陋武器奋起抵御，多次打退英军的进攻。
但随后，英军凭借炮火优势，不断摧毁藏军工事。藏军被迫后撤，临时筑起一道四五里长的矮墙防御，但终因装备、人员差距太大，撤至卓木修整。
24日，英军攻占隆吐山，进而又占纳汤（今属锡金）、对邦等地先后落入英军之手。
面对英军的进攻，西藏地方政府调民兵和藏军赶到亚东支援，藏军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不断袭扰英军，阻滞其向前推进。
至8月，从工布、波密、硕板多出发的援军不断赶到，在帕里到亚东一线，集结了一支人数过万的部队，和英军形成了对峙局面。
西藏军民抵抗到底的决心，得到了时任驻藏大臣文硕的鼎力支持，他奔走各地为援军筹集补给，并打开拉萨的军火库为藏军更换装备。
但文硕的主张竟招致清朝政府的责难，早就被英国人打断了脊梁骨的满清政府，担心遥远一隅战事激怒英国人，引发更大的争端。
居然以“见识乖谬，不顾大局”为由，罢免了文硕的驻藏大臣职务，代之以升泰。
3、升泰签署的卖国协议升泰到藏后，秉承清政府的绥靖政策，干的第一件事居然是证明隆吐山不是中国领土，证明双方发生战争，责任在藏方而不怪英国侵略军，并以此主张同英国展开谈判。
其次，他严禁藏军对英军展开袭扰，“严束藏兵，不准妄动”，责令藏军从仁岗撤回到帕里镇一线待命，以造成与英军谈判婿和的好形势。在升泰等投降势力的压制下，藏军抗英的锐气受挫，部署也遭到破坏，捻纳（今属锡金）、咱利（今则里拉，亚东西南入锡金通道）、亚东、朗热等地相继失守，西藏军民第一次抗英战争失败。
1890年3月，中国代表、驻藏大臣升泰到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属印度总督兰士丹谈判议和。
在这次外交谈判中，升泰选择的助手和翻译居然是个英国人，清朝总理衙门专门委派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弟弟赫政。
这个赫政根本就是个卧底，将清朝的谈判底线，完全透露给了英属印度总督。而升泰根本不察实情，完全为赫政左右，在谈判中不断向英国让步。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3月17日，双方签署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此卖国条约，不但肯定了锡金从此要受英国“保护”，而且根据英国片面提出的藏、锡（金）分界线，中国失去了从隆吐山到岗巴宗（今岗巴县）南部的大片牧场和险要地带。
升泰在西藏执行的绥靖政策，深得满清政府的赏识。
光绪皇帝褒奖他“深明机要”，并于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九日谕：“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作为全权大臣，与大英国所派全权大臣立约画押。”
噶举寺的“大放光明”匾额便是他在签订卖国条约完成后，归国途中路过仁进岗时题写的。可见当时他还以为大功一件，颇为志得意满。
在他看来，订立的卖国《藏印条约》是“从此定界通商固修邻好，当可保藏中或少他故，藏事幸得挽回”的千秋大计，可保西藏“大放光明”。
只可惜，这个在他看来“大放光明”的千秋功业，既未得到汉藏人民的认可，也没让英国人满意。
升泰因“失信藏蕃，见好英国”，而成为全国人民眼中的卖国贼。西藏民众也坚决抵制这个条约，阻止双方划界，并坚持越过英印政府私自竖立的界碑，到原来的牧场放牧。
而升泰以为的“割一块肉喂饱了英国人，他们就会满足的想法”，也被历史证明是个彻头彻尾的蠢主意。
十三年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12月，英军2000余人在麦克唐纳和荣赫鹏指挥下，越过则利拉山口，占领春丕（今亚东南）、帕里（今亚东东北），第二次抗英战争爆发。
英军长驱直入连克堆拉（今乃堆拉）、江孜，直入拉萨。我们熟悉的江孜保卫战（《红河谷》电影的原型）和曲美辛果（雄谷）大屠杀都发生在此次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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