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融合背景下，实施旅游精准扶贫的六大路径

在我国，贫困地区和旅游资源在地理分布上有着很高的重合度，70% 以上的优质资源分布在贫困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巨大成就，旅游扶贫也作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崭露头角。

根据数据显示，在“十二五”期间，全国通过旅游发展就带动了10% 以上贫困人口脱贫，人数达1000万以上。如今，在精准扶贫理念的指导下，旅游扶贫工作已进入精准施策、深入攻坚的关键时期。随着文化和旅游融合进程的不断深入，旅游精准扶贫又将如何打开新局面呢？

乡村文旅融合是指在市场需求、技术进步、产品创意等因素的推动下，通过乡村文化价值挖掘，与旅游要素的内容外部融合，形成文化与旅游业态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实现向新业态、新功能、新产品转型升级的融合过程。

它实现的是一种向文化资源价值挖掘的内涵型发展的转变，不但具备了文化与旅游双重特征，同时能够对乡村扶贫产生经济效益、文化效应、社会效应、引领效应和波及效应等系列效应。

旅游扶贫的思想诞生于20 世纪60-70年代，一些外国学者提出旅游能消除贫困的论述，主要包括有益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PPT）和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ST-EP）等概念。不少国家也对此进行了实际的应用。如澳大利亚利用土著人独特的传统和文化，再加上土著人所居住的地区拥有独特自然环境，形成了独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将旅游业作为提高当地土著人收入水平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突破口。南非政府非常重视旅游业发展在反贫困中的积极作用。其依托位于好望角的独特地理区位和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开展与资源和市场相适应的生态旅游、冒险旅游以提高当地的旅游收入。

相较于传统旅游扶贫，我国的旅游精准扶贫则是进行提升和突破，更注重落实到区，落实到户，精确到人。它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为指导，以文化和旅游为引擎，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从而实现贫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达到“真扶贫”、“扶真贫”的目的。但在旅游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 乡村旅游同质化现象严重，市场竞争力不够，对贫困人群辐射度不够；

2. 认识不到位，领导不重视，乡村旅游没有被赋予应有的产业地位，发展也呈无序、分散；

3. 有限的审美、短视和急功近利导致乡村产品层次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4.乡村旅游规划性较弱，与村民生活融合度不够，社区参与积极性低，与贫困人群间产生割裂 。

认识到了这些问题，我国的旅游精准扶贫工作又如何继续开展与实施呢？

1.扶贫更需“扶智”

人是旅游扶贫的核心，不仅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鼓励贫困户参与景区发展建设，还要重视贫困人口自身素质的提高，这样才能获得因人而异的 指向性发展路径。要鼓励、发动更多乡村贫困人口参与旅游产业发展过程，并保证发展收益最大程度留在本地， 由此切实帮助贫困村居民脱贫致富。

关于“人”的方面，日本则十分注重乡村人才引进和培育。2009年成立地方振兴协力队，居住在城市的人可以申请成为协力队员，去乡村生活3年，每年可以获得200万日元的津贴，政府鼓励他们在乡村创业或留在乡村工作；在首都成立“地方移居支援中心” 鼓励和帮助城市人移居乡村 ；在地方成立绿色旅游支援中心”，把个人和团体可以统一在绿色旅游支援中心进行咨询与预定，并在到达目的地后统一安排；政府开办培训班对村民和返乡创业大学生实施免费培训。

2015年7月，日本总务省正式启动了“乡土远程办公”计划。总务省在日本全国选定了15个区域作为样本，并与180家公司展开合作，试图实现1000人次从东京向地方的转移。在他们看来，既能实现地方人口增长又不会抢夺地方工作机会的远程办公，是解决日本总人口不断减少且增长不均衡这一问题的最优方案之一。

2. 优化社区参与机制

旅游扶贫作为一种积极有效的扶贫手段， 应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共建共享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实质是延伸旅游开发、管理、监督和受益的主体，将全体社区居民纳入主体范围，核心是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全过程并从中获益 。

我国的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模式大致分基层组织引导社区参与模式、企业（景区）带动社区参与模式、社区居民自主参与模式三种，但是社区参与渠道单一、低层次参与、以及不规范参与也严重影响到了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质量。

对于这个问题，在进行有效的行政介入、实用的社区教育的同时，旅游驱动下的城乡资源互动和功能互补会为乡村社区重新注入众多行动主体。这些在乡土空间中重聚发展的实践主体，推动乡土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更新能力的成长，形成新的社区共同体。

泰国的社区乡村旅游（CBT）项目就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者，一共有32个乡村参与，主要集中在泰国的北部、南部以及东北部。他们向外界描述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改进他们的沟通技巧的过程，不仅有助于当地人与游客互动，收到的反馈还增强了他们的社区自豪感，培养了一种分享文化认同和群体意识。

Baan Huai Hee 是泰国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CBT项目之一。通过建立CBT，村民们能够邀请客人到他们的村庄，分享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向外界证明克伦人能够将农业与保护森林结合起来。

社区旅游更多的是一个“参与式的过程”，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机会一起工作，分享他们的技能和希望。社区成员通过相互协助规划和管理社区重建，建立更紧密、更牢固的关系，加强社区信任和团结的基础。

3.强化景区带动，推动景村融合发展

建设“旅游环境 + 村庄设施”共存的新型旅游社区， 是在景区的带动效应下，实现贫困村到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转变的根本途径。

建设“景村一体化”的新型乡村社区， 首先要通过营造旅游主题风貌、完善公共配套设施建设、 打造居住休闲聚落、建设乡村民宿体系等措施，重塑村庄“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还要不断完善旅游目的地体系，实现村庄功能和基础设施建设整体规划、合理开发、 充分利用。

通过优化贫困村与景区的旅游交通条件，提高贫困村与景区的互通性。将景区和贫困村打包宣传，形成有效联动，共享贫困村与景区客源市场，借景区的名气来带动贫困村的人气。

日本水上町在面对人口外流、老龄化加剧的困境时，政府从自身条件出发，提出 “农村公园”的设想，将整个水上町看成一个广域的公园，将当地观光资源最大化，将农业与旅游休闲融为一体，最终实现“大农业=大公园”、“水上町=农村公园”的区域发展。这不仅完全符合当地自身条件，而且有效激活了当地已有的自然资源，让“农村公园”的形象深入人心，促进了当地乡村游的发展。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不仅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充满了积极性，也吸引了无数的外来“工匠”入驻。

1998年至2005年间，每年来“工匠之乡”参与游览、参与体验的游客达45万人，24间“工匠之家”的总销售额达3116亿日元（约合271万美元）。

4.主客共享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参与文化生活的场所和载体，不仅具有地理学上的空间意义，还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和归属意识，在农村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不少国家中的生态博物馆则是一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呈现，作为“没有围墙和门的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建筑+收集物+专家+公众)的模式不同，生态博物馆的“地方+遗产+记忆+人口”模式很好的体现了乡村性，而乡村性则是吸引旅游者选择到乡村旅游最为本质的原因 。

法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并于1969年设立了首个生态博物馆，到20世纪末，法国已建成约100处生态博物馆，有些甚至横跨了数个地方行政区域，面积十分广阔。同时，生态博物馆也作为一种思潮扩展到了加拿大、瑞典、芬兰等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乡村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建可以激发农村内生文化力量，克服传统文化管理和供给模式弊端 。

5.旅游增权焕发内生动力

增权是指对权力缺失群体实行赋权，使其具有某种能力。通过增加旅游规划开发的知情权、旅游经营发展的参与和决策权，旅游效益的分享权，提高贫困人群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平衡社区居民、地区政府、旅游企业间的权力关系， 最终实现贫困人群增加旅游发展机会，从旅游发展中受益的根本目的。

同时我们应认识到赋予女性权利对于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和社区环境的改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对女性进行赋权，具体做法如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培育当地女性组织等。

6.积极构建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

通过企业带动社区发展是旅游扶贫的一条重要路径。然而在部分地区，企业带动的乡村旅游扶贫只实现了“富企不富民”，甚至出现乡村的旅游漏损，即拥有优势旅游资源的乡村社区不仅未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反而失去了对旅游资源的利用权。在看似有效的旅游扶贫机制下，潜藏着乡村旅游扶贫不精准的隐患。因此，我们需要正视旅游企业带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机制缺陷，找出制约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核心症结。

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1：基于农户感知

旅游扶贫效应，按照效应作用对象可分为宏观经济效应和微观效应，前者是指旅游扶贫对贫困地区总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后者是旅游扶贫对贫困地区人口获益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现有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多以贫困地区旅游总收入，而不是贫困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旅游扶贫效果。这种研究指标选取存在的先天缺陷十分明显。无论是贫困地区的旅游接待人次还是旅游总收入，都属于宏观指标，能够反映旅游为贫困地区带来的总的经济回报，但却不能反映总的经济回报中有多少进入了目的地的贫困家庭。事实上，许多在贫困地区从事旅游经营的企业是外来投资，旅游总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流向了企业的所有者而不是贫困家庭。

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2：基于可持续生计

但旅游扶贫的最终目标是旅游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利用当地自然和文化资源 势对旅游产业链进行延伸，创造旅游扶贫相关行业和岗位。若要保证企业主导型旅游扶贫方式的有效性，行政层面在管理好入住企业的同时，还应积极构建旅游扶贫效应评价体系。

旅游扶贫的初期多以“自上而下”开始，由政府主导或政府引导，在通过各种路径推进旅游精准扶贫的同时需要培育社区与群众自发的扶贫力量，通过参与式扶贫增强中后期的“造血”功能，从而较大程度地提高旅游扶贫的可持续性，使旅游精准扶贫更能达到目的且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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