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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才通电照明,保护敦煌先辈专家学者们付出的艰辛超出想象

2019-08-13 19:18:04旅游攻略
在敦煌游览莫高窟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个用心在让每一位参观者学习到东西、认识到敦煌文化的地方。从参观的方式上,每天开放固定名额预约,预约后统一到敦煌数字中心去看球幕电影了解基本的敦煌文化。

在敦煌游览莫高窟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个用心在让每一位参观者学习到东西、认识到敦煌文化的地方。从参观的方式上,每天开放固定名额预约,预约后统一到敦煌数字中心去看球幕电影了解基本的敦煌文化,而后景区大巴统一送到莫高窟,每15-20人配备一名讲解员参观8-10个窟。参观完后还有藏经洞博物馆、莫高窟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矩阵提供游客参观学习。既最大化的保护文物,也能让参观者更系统的学习。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展厅,讲述着一代代为莫高窟、为敦煌付出的奉献者…如今游客们能得以系统的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离不开早期敦煌人艰苦工作无私付出。

加固前的崖面(1965年)

八十年代才通电照明,保护敦煌先辈专家学者们付出的艰辛超出想象

八十年代才通电照明

建国初期,莫高窟物资匮乏,敦煌研究所生活条件艰苦,粮食甚至要自己种,自己加工。每隔两天就要到县城里买小麦,所里建了磨坊人工磨面粉。没有电,每天要磨小麦八十斤,否则就不够20余位职工第二天的口粮。后来有了家属孩子,人口40位左右,为补充粮食定量的不足,一群大知识分子还在附近开荒种田,播种小麦。

五十年代,莫高窟主要照明工具是煤油灯,进洞窟工作用汽灯补充光线。为啥在洞窟不用煤油灯呢?主要是考虑油烟会熏坏壁画。所以美术组的老师们个个都是汽灯维修行家。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临摹了大量壁画,这些壁画的临摹作品到国外展览,也一样轰动了世界。

八十年代才通电照明,保护敦煌先辈专家学者们付出的艰辛超出想象

1954年,常书鸿所长去北京开会,带回一辆文化部发的吉普车,后面还挂着个拖斗,拖斗后面还挂一台三千瓦发电机,像个小火车一长串开回来。都是美帝战利品,三天两头地坏,又缺少外国零件维修,实际上研究所还是靠煤油灯照明。

八十年代才通电照明,保护敦煌先辈专家学者们付出的艰辛超出想象

他们也曾试图自己发电,请县里水利局的师傅设计了涡轮机。拦截了水坝,等了好几个月蓄够了水,一切准备就绪,但是电灯只亮了一下就灭了。原来是设计方面的问题,水渠容量小,刚一发电就憋坏了。

到了七十年代,赶上文革,大部分专家学者都被下放劳动,或遣返回老家劳动改造,研究所的工作几乎就停顿了。

研究所真正通电时,已经到了八十年代!

子弟们几年都考不取一个本科

研究所说起来令人错愕并唏嘘的是,很多夫妇是五六十年代从北京双双分配来的本科生,后来都成了专家的高级知识分子,但孩子却没能考上大学。整个研究所在改革开放前后,子弟居然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本科的。少数几个考上中专和大专就已经算很幸运了。

整个敦煌地区,研究所都算是一个文化层次高,知识分子密集的单位。好多老先生都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其他职工或有海外留学背景,或是早期的大学生,不但有考古、文物、绘画专长,还各个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打球赛跑,样样都行。他们的业余生活都能自娱自乐,唯一难办的是子女教育。

随着职工人数增加,随父母一起调来的孩子,和在本地出生的孩子,渐渐多了起来,一时间人丁兴旺。但远离城镇,交通困难,没有师资,孩子的教育怎么办?1958年左右,孩子大了,实在迫在眉睫了,研究所请一位家属办起了小学复式班。就是老师一会儿教一年级语文,转身再教二年级数学。

1962年,研究所在县城里租了房子,把孩子集中送去寄宿,请阿姨做饭。两年后有了汽车,终于可以在周六下午派车把孩子们接回来团聚。孩子们都是满头满身的虱子。当年,一周只休息一个星期日。孩子回来,家长们就忙着做好吃的,给孩子全身上下里里外外地洗换,到了下午就又把孩子们送回城里了。也就没时间辅导孩子功课。

到了中学就赶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恢复高考后,因为地方教学质量的原因,成绩并不理想。

一代青年的学业就这样耽误了。

七十年代职工才坐上大客车

莫高窟的中寺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一直是香火旺盛的寺院,民国后期因战乱荒置。1944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地点就设在中寺。此后,一直作为办公地点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2003年后,被辟为“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见证了研究所白手起家,筚路蓝缕的创办和发展历程。

与现在景象不同,莫高窟距当时是县城的敦煌城区近三十公里,被沙丘和戈壁阻隔着。在边远的西北,因为国力不支经费不足,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情况下,以常书鸿为首任所长的研究所,以服“无期徒刑”的精神坚持下来,解决交通问题是种种困难的一个缩影。

民国时期,经于右任倡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研究歌舞及美术角度介入敦煌艺术的整理发掘。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教育部美育常委的常书鸿,带队骑着骆驼进驻莫高窟。那时候,兵荒马乱,没有经费,交通全靠牛拉轱辘车。职工进县里办事只能徒步,当天难以往返,要在城里住一晚。

常书鸿前夫人习惯了法国的生活,在敦煌期间不愿意活得像个农妇,坚持涂口红穿高跟鞋,终于还是不堪忍受寂寞荒凉和节衣缩食的生活,在坚持了一年半后抛下儿女离家出走。当时常书鸿是骑马追了出去,在玉门关体力不支摔在沙漠中,后被石油工人救了回来。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1年将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石窟的保护、研究和临摹工作。交通工具提升为马拉皮轱辘车,到1954年才有了第一辆吉普车,1958年配置一辆嘎斯63卡车。但汽车只是办公用,职工进城还是靠11号徒步,一直到六十年代。直到1973年,研究所接了第一辆大客车。

1984年,更名为敦煌研究院,国家对世界文化遗产地莫高窟的重视,职工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获得极大改善。研究院为独身职工在城里安置了宿舍,每天都有往返城里的通勤车。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力增强,文化发展,敦煌学研究影响力的释放,世人对敦煌朝圣般的痴迷,研究院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各项条件与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抚今追昔,敦煌研究保护进入从所未有的大好时期,了解敦煌研究院历史的点点滴滴,不禁对先辈专家学者们更加钦佩敬重。

让我们更加珍惜敦煌这来之不易的国之瑰宝吧!

(原作者:吕航,来源:敦煌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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