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国赴日留学生眼里的唯美东京
1913年，郁达夫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出发，一路上以“伟大的海中落日”和“天幕上的秋星”为伴，来到神户的码头下船，一路“且玩且行”来到东京。在自述中，他说“日本艺术的清淡多趣”。
比郁达夫早7年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曾经居住在当时留学生聚集的文京区，住在本乡汤岛二丁目伏见馆，从这里开始，触动于东京的唯美。此外，其他的留学生也许并没有他们那么为我们所熟知，但也在用他们自己的角度和方式，记录着那些触动。
东京站
和室之美，在于天然与简素
在汤岛的“下宿”，周作人对乾荣子念念不忘，她赤着脚在屋内走动，跟中国缠足的女子截然不同，因此得出日本人“爱好天然，崇尚简素”的生活印象。
在居住上，天然和简素，是指化繁为简，去除雕饰，在呼应人的本性基础上寻找生活的惬意。“素简”是日本美意识中核心要素，它跟从西方流行至全世界的“极简主义”有微妙的差异，前者指的是“削减到本质，但不要剥离它的韵，保持干净纯洁，但不要剥夺生命力”；后者则与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和室|摄图网
周作人在《留学生活回忆》中写道：“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简素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户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纸，名曰障子，可称纸窗，其他则两面裱糊暗色厚纸，用以间隔。”在这四席半（大约7平方米）的和室内，“四壁萧然，下宿只供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
后来，周氏兄弟从本乡汤岛搬到本乡西片町，他们住的宅子夏目漱石也曾经居住过。夏目漱石在这里写下了《我是猫》，小说中的玄关、障子和榻榻米，都是日式传统住宅的元素。
传统日式住宅都是木结构建筑，而作为岛国的日本，雨雾频繁，湿气严重，进出门容易把湿气带入房子里，所以就在门口设置较低的“玄关”，脱了鞋再踏进屋内，就能保持内部的干燥。
障子起到分隔的作用，一旦拉开，就会使整个房间都通透光亮起来，自然风景也成了房间的一部分，构成一个室内室外界限不明的暧昧空间。如果把障子拉上，则会让室内变得恰到好处的幽暗，障子的纸，把日光温柔地扩散，让人感受到一种“阴翳的美”。谷崎润一郎便在《阴翳礼赞》中写过：“我站在书斋的障子门前，置身于微茫的明光之中，竟然忘记了时间的推移。”
夏丐尊在留学日本期间，也写过一篇名为《日本的障子》的文章，说：通过障子，“阳光射到室内，灯光映到室内，都柔和可爱。”黑川雅之认为“阴翳之所以让人感觉华丽，还因为逆光的存在”，障子散射进来的光，再落到室内的器具上进行反射，散发出内敛的美，朦胧且暧昧，这也正是障子的妙用所在。
榻榻米则让居住者能够坐卧随意，安之若素。周作人在《忆东京》中就道出了它的妙处：“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皆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椅，深夜从壁橱取被褥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它引发的大火对原有的传统木结构建筑带来一次毁灭性的灾害，东京开始陆续出现钢筋混凝土住宅，如文京区和御茶水一带出现了供外国人和时髦人士居住的“文化公寓”。“二战”期间对东京的轰炸也对城中的建筑造成毁坏，脆弱的木结构住宅更加边缘化，但即使是现代化的公寓大楼，也仍保留和风设计，融入玄关、榻榻米、障子等传统元素，“和洋结合”是普遍的现象。
在玄关处脱下鞋子，感觉整个人放松下来，走在榻榻米上，拉开障子，席地而坐，外面是幽静的庭园，心里感受到的，便是周作人所谓的“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东京漫步，穿行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进入大正时代，东京成为让人目眩神迷的东方大都会，此时给到达日本的留学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银座和浅草的街景，至今，这两个地方依然备受游客的青睐。
1921年成立创造社之际，田汉邀请同在东京的郭沫若到银座的咖啡馆商议刊物的筹备工作，郭沫若对银座的印象深刻：“有交响曲般的混成酒，有混成酒般的交响曲……那里是色香声闻味触的混成世界”。
茅盾笔下的银座，则一边有高贵的咖啡厅和舞厅，一边有摊贩在高声叫卖。这说明了自那时起，东京的传统与现代的相互交融，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
作者摄于银座
实际上，银座是东京近代商业化发展的起点，从京都迁都到东京之后，明治天皇选择率先在这里建造西式建筑，首先，这里有全国第一条铁路的终点站——新桥，且旁边的片区聚居着外国人，使这里成了对接国外的接口；其次，1872年的一场火灾把一般百姓居住的“下町”烧成了灰烬，正好需要重新规划建设。
所谓“下町”，是工商业者、手工艺人和一般百姓居住的地方，地处东京东部地势较为低洼处；与之相对应的是西部地势较高的“山之手”，是将军大名的宅邸所在地。
一场火灾过后，下町区域规划出“银座”，其名字的由来是1612年开业的银币制造所。银座不仅是国际奢侈品牌的汇聚地，也聚集着东京百年以上的多所老店。比如三越百货商店可以追溯到300年前的江户时代，从售卖吴服（和服）起家；又如1663年创业的鸠局堂，专卖和纸、皇家御用线香和文房四宝，其名字取自《诗经》的“鸠占鹊巢”，谦指客人才是真正的主人（鹊），店主只是暂为接管，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日本店家在收银时总会对客人说“代您保管”的谦逊。
浅草寺|摄图网
另一方面，浅草则是日本近代娱乐业发展的起点。早在江户时代，浅草就是一片人群密集的下町区域，尤其是浅草寺西面的“奥山”一带，汇聚了各种杂耍棚和街头卖艺人，表演传统的戏曲和技艺。
1882年（明治十五年），政府将浅草寺西南面的广场填平，建造起新的街区，专门作为演出游乐的“第六区”。自此，不仅有奥山的杂耍曲艺迁了过来，而且还引入了近代化的游乐设施。
明治二十年代，富士山纵览场、日本全景馆、大观览车等游乐项目纷纷出现，其中12层的观景塔凌云阁更是极大地发挥了远眺观景的乐趣。此外，日本最早的电影院也出现在第六区的“电气馆”，到明治四十年代，已有统计数据表明前来观看电影的观众在数量上超过了欣赏传统曲艺的观众。
然而，现代娱乐产业的发展并没有消灭日本的传统民艺。东京的浅草如今成了江户时代下町文化的保存区和体验区。在此，可以亲身感受到浮世绘从木板雕刻到印刷的制作过程。那些传统曲艺，在浅草没有绝迹。周作人在东京时，就很爱听“落语”，认为其中的幽默对当时充满礼教色彩的中国文艺是一种启发，所以常到本乡西片町的铃木亭欣赏这项民艺。
浅草夜景
对于留学日本的周作人来说，哪怕是在街道上看到的招牌上的文字，也能令他感慨：“不单是唐朝书法的传统没有断绝，还因为做笔的技术也未变更，不像中国看中翰林的楷法，所以笔也做成那种适宜写白褶纸的东西了。”
另一方面，他在感受到日本的民俗艺术之美的同时，也担心明治维新让日本在西化的过程中丢失民族文化的本色。然而，日本在经历了明治初期短暂的全盘西化以后，中晚期便兴起了国粹主义的反拨力量，最后采取“和洋折中”的对策。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景象，至今依然能从看到。
从宫廷到民间，共赏樱花转瞬即逝之美
樱花可以说是最普遍的日本印象。对于东京的樱花，鲁迅曾描绘道：“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东京的上野公园，对于中国的游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赏樱胜地了。
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十分适宜樱花树的生长。樱花是蔷薇科落叶乔木，有“山樱”和“里樱”之分，生长在山野里的是“山樱”，树龄长，树干高大刚劲，花瓣多为单瓣。栽种在庭院中的是“里樱”，经过人工长期培育，种类繁多，色彩艳丽，有雪白、淡红、深红、紫红、黄绿等多种颜色，花形各有异趣，花瓣既有单瓣亦有重瓣，从五六片到三百多片都有。
如今，日本的樱花品种超过两百多种，占全世界的四成以上。比较名贵的品种有寒樱、河津樱、雨情枝垂、染井吉野樱、大岛樱、八重樱等等。其中，枝垂樱更有“瀑布樱花”的美誉，令人心笙荡漾。
在古代，樱花开放意味着农耕时节的到来。近代以来，樱花开放的预告被称作“樱前线”，意思是为全国依次而来的赏樱活动做准备。对此，1929年矛盾在《樱花》中曾经记述过赏樱季节到来时各方的“号召”：“终于暖的春又来了。报纸上已有‘岚山观花’的广告，马路上电车旁每见有市外电车的彩绘广告牌，也是以观花为号召。”
后来，对季节性赏樱活动的预测越来越科学和精准。1955年以后，日本在各个地区建设观测所，在以观测所为中心的400米以内，选定3株“标准树”，其中5轮开花时，就可以进行赏花号召了。现在，日本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会樱花的开放时间进行预报，赏樱的期限已成常识。
事实上，“赏樱”在最初的时候并非全民性的活动。平安时代，赏樱开始在“宫廷”中流行，贵族在宫中举行“樱花宴”，竞相吟咏汉诗与和歌，品味风雅。1594年，丰臣秀吉在吉野开展赏花活动，从这时候起，“赏樱”才渗透到广泛的庶民阶层当中。但即使到了今天，仅局限于上流阶层的赏樱活动依然存在，由皇室成员和内阁总理大臣邀请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和各国使节等数千人的“观樱会”，场面华丽高端。
人的生活与自然万物相互交融，是日本人美意识的一部分。在亲近自然、捕捉自然变化的一个瞬间的过程中，感受生命的流动，是赏樱这一行为的气质之所在。
1927年，赴日本学习美术的倪贻徳在散文《樱花》里写下了他对日本人赏樱活动的观察：
“日本的樱花是随处都繁生着的。在神社的门前，在冷假的街道旁，都是她的芳踪丽影，淡红而带有微绿的花朵，迎着春风，在向着路人轻颦浅笑。东京一隅，樱花产生最多的，以上野和飞岛山最为著名。那儿植着万千的樱木，花开的时候，远望过去，就像一片淡红色的花之海。”
随后，那些与樱花的盛放融合到一起的赏花人也引起了他的注意：
“三五个人一个团体，男女互相依傍着，调笑着。有的在举着巨杯痛饮，有的在高唱着不知名的和歌。他们好像完全忘记了头上的樱花，不过是借此佳节谋一次痛快的欢醉，以安慰一年来劳苦的工作的样子。”
人与自然亲密互融，所以“忘记了头上的樱花”，而成了自然的一部分，生命的气息与自然的韵律消除了界限，欢笑和咏唱，都是对转瞬即逝之美的感叹。
泡汤除垢，洗净肉体与灵魂
一个世纪以前，“钱汤”也是给中国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人生活习俗之一。周作人在概括日本人习俗时，列出了“清洁”“有礼”“洒脱”三大特点，其中的“清洁”便与日本人喜欢泡钱汤有着紧密的关联。
钱汤其实就是公共澡堂，别名也叫“风吕”。日本天正年间，定下过“风吕资，永乐一钱”的规矩，意思是花很少的钱就能去泡个澡。永乐钱是明朝永乐年间铸造的货币，因通商而流入日本，“钱汤”之名也因此而来。如今，东京地区规定，钱汤的定价不能超过460日元，折合人民币不超过30块钱。
在日本，公共浴池是伴随佛教的传入而兴起的，最早的浴池就是古代寺庙里的“大汤屋”。它不仅供僧侣斋戒，同时也是一个施善与救济的设施，给难民洗澡，让他们洗去身上的污垢。“施洗”是日本宗教追求纯洁的观念和伦理结合的形式，日本人爱干净，不仅体现在洗去身体的污垢，还体现在洗去烦恼等内心杂念。
其实，钱汤除了代表着日本人的喜好洁净，还体现了日本人的身体观念。周作人在《谈混堂》中表达了“日本人对于裸体观念颇为健全”的印象。事实上，在江户时代，钱汤中还存在着男女混浴的现象，但后来被禁令限制了，只有少数的温泉旅馆还存留这种习俗。
民国时期的女作家庐隐到日本后曾女扮男装，到柳岛欣赏艺妓的美，遗憾的是只觉得浓妆艳抹仿佛假人，而在钱汤里却有意外的收获。她第一次去钱汤，慌慌张张地走进去，连遮带掩地跳进汤池，只露出头。然后她观察到：
“那些浴罢微带娇慵的女人们，她们是那么自然，对着亮晶晶的壁镜理发擦脸，抹粉涂脂，这时候她们依然是一丝不挂，并且她们忽而站立，忽而坐下，各种各样的姿势，无不运用自如……这时我觉得人体美有时值得歌颂。”
在钱汤中，日本人能够如此真诚自然地对待裸体，确实有几分宗教意味在里面，正如式亭三马《浮世澡堂》的“大意”（小序）中所说：“贤愚邪正，贫富贵贱，将要洗澡，悉成裸形，协于天地自然的道理，无论释迦孔子，阿三权助，现出诞生的姿态，一切爱惜欲求，都霎地一下抛到西海里去，全是无欲的形状。”
进入钱汤之后，也就脱去阶级外衣，脱去浮华外表，洗净杂念，回到最原始的形态，认识到肉体的本质属于自然，肉体的自然性是美的所在。
参考文献：
《郁达夫自述》 郁达夫
《知堂回想录》 周作人
《阴翳礼赞》 古奇润一郎
《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黑川雅之
《日本艺术的心与形》 加藤周一
《民艺四十年》 柳宗悦
《江户时代》 北岛正元
《浮世澡堂》 式亭三马
《日本文化通史》 叶渭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