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河北｜问道古北岳之揭秘篇：一个令人叹惋的转折

2011年，“中国五岳”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时，“古北岳在河北”已成为业界共识，山西省与河北省联合申报北岳恒山“双遗产”已达成协议。

2019年，第三届保定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阜平、唐县、曲阳三地举办，主题为“打造古北岳文化生态休闲旅游区”。古北岳，将更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

一个令人痛惜的事实却是难以回避的：古北岳，好端端的一个金灿灿、响当当的文化名号，在359年前怎么就易主他山了呢？

三大致命的伏笔

古北岳和浑源恒山相对位置示意图。

恒山淡出河北记忆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是名字的飘忽。阜平县旅游局原党委书记周培钧告诉记者，历史上的恒山，曾经多次更名为“常山”。原来，历史上，有三位皇帝取名时曾经使用“恒”字，汉代的汉文帝叫刘恒，唐代的唐穆宗叫李恒，宋代的宋真宗叫赵恒。于是，恒山不得不三次改名。

雪上加霜的是，一些文人墨客，在写诗著文时，常把古北岳恒山庸俗地称为“大茂山”“神仙山”“神尖山”“毋恤台”之类的俗名，无形中也降低了古北岳的知名度。就像人名一样，多么好的名字也经不起改来改去的啊，改着改着，再响亮的名字在人们心目中也会模糊起来。

记者考证资料发现，古北岳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一般来说，用于祭祀五岳的庙祠，在设计建筑时都会和该山岳的主峰相对应，以显示祭祀的规范性和隆重性。比如，岱庙（东岳庙），就位于泰山南部脚下；西岳庙，位于华山北部仅8公里处；南岳庙，就位于衡山南部脚下。中岳庙，就位于嵩山南部脚下。而北岳庙呢？位于古北岳东南部约70公里处的曲阳县城。

这种庙与山割裂的状态，虽然说其形成有各种历史原因，但是其本身还是为北岳迁移埋下了伏笔。那些伺机而动、主张改祀的人会说：反正都是遥祭，距离70公里（北岳庙到大茂山）是遥祭，距离200多公里（北岳庙到浑源恒山）又何尝不是遥祭呢？这又有多大的分别呢？

北岳迁移，跟国都的位置也有一定的关系。北岳文化研究专家赵记臣告诉记者，在汉唐时期，中国的国都是西安和洛阳；到了北宋时期，中国的国都在开封；而到了南宋，国都在杭州；在明朝开国时，国都定在南京。这几个城市相对位置都在古北岳的南侧，古代帝王都需要向北行进，才能够祭祀北岳。到1421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将国都迁移至北京之后，古北岳成了国都南侧的山峰，这就与到北方祭祀北岳的文化传统发生了矛盾，而北岳改祀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选择。

此消彼长的趋势

清顺治皇帝，彻底改写了北岳的历史。

上述三点，还仅仅是催化剂。让古北岳彻底走出河北人视野、淡出国家祭祀典礼的，还在于北岳改祀。

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北岳被封建帝王易主他山，将山西省浑源县的恒山天峰岭正式册封为北岳。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浑源恒山，而不是其他名山赢得皇室的青睐呢？换句话说，即使是有人想移祀北岳，那么这座山也得具有足够的资格。

整个恒山山脉呈东西走向，横亘在河北省和山西省的北部，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天然分水岭。它就像一道天然屏障，矗立在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就像字母H中间的横杠，它的东面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上面分布着很多的关口，控制着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重要通道。

北岳特殊的战略位置，决定了它与其他四岳完全不同，也决定了它除了祭祀降雨、造福一方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军事庇护、安定边疆的功能。

河北大茂山（神仙山）位于恒山山脉的东端。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石敬瑭为获取皇位，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由此，便形成了中原王朝与契丹以古北岳和白沟河为边界的状况，其军事地位不言而喻。史籍记载，北宋初期，多次战役便发生在古北岳附近地区，山间的宗教建筑废毁，作为北岳的一系列标志性人文景观也丧失殆尽。

浑源地处恒山山脉的中部，隶属大同镇，是明朝西北边境的重要屏障。纵观有明一代，不断受到来自北方蒙古的袭扰，甚至出现明英宗朱祁镇被俘的极端事件。作为九边重镇的大同，成为与蒙古作战的最前线和拱卫京师的战略要地，因此北岳的军事功能不断被放大。与此同时，河北大茂山（神仙山）及曲阳北岳庙一带，早已经成为国土腹地，其边疆防御作用已经大大减弱。

此消彼长之间，悄然改变了历史的天平，“浑源北岳说”不断上升。

量变质变的过程

明代的马文升，北岳改祀派代表人物。

元末明初，河北一带，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减少，这才有了后来的大规模移民。而山西一带，在战争中损失相对较少，经济相对发达，山西人在朝中也有充分的话语权，逐渐产生了改祀派，想把河北的恒山正位改祀于山西。

整个改祀的过程，不是横空出世的，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循序渐进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好像温水煮青蛙。等到河北人意识到形势不妙时，已经来不及了。

1493年，明弘治六年，曾任职山西的兵部尚书马文升上奏朝廷，建议改祀北岳于山西浑源。这一建议遭到礼部尚书倪岳的驳斥，他引经据典地指出，在曲阳祭祀北岳是汉代以来的定制，而在浑源祭祀北岳则没有任何记载。

这一次，改祀北岳没有得逞。但是，改祀派并不甘心，随后的167年间，屡屡发动改祀之争。

1502年，明弘治十五年，已经升任吏部尚书的马文升，老调重弹，仍然上疏要求改祀北岳于山西浑源，又遭驳回。

1546年，明嘉靖二十五年，户科科臣陈斐上奏章请罢曲阳之祀，又被朝廷否决。

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山西大同巡抚胡来贡再次上奏，以从北京到曲阳交通不便为由，建议改祀北岳于山西浑源，遭到礼部官员沈鲤等大臣的坚决反对，改祀又被驳回。但就在这一年，朝廷还是作出了“改封山西浑源玄武山为北岳恒山”的决定。这个决定只是把北岳的主峰从河北改封到山西浑源，国家祭祀北岳仍在曲阳北岳庙举行。可以说，这个时候，改祀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刑科给事粘本盛上奏朝廷，建议将北岳祭祀地点由曲阳改为浑源。当时，天下大势已定，新政权少了许多传统文化的羁绊和负担，新王朝需要新气象，顺治帝大笔一挥：“移祀北岳于浑源”。短短七个字，彻底改写了北岳的历史。

一旦新北岳确立地位，为了维护其正统地位，无论王朝还是地方，都要全力对其进行包装和打造，古北岳自然不再被重点宣传。天长日久，北岳的名号好像自古以来就属于山西浑源似的。

尘埃，真的落定了么？

（燕都融媒体记者 崔中波）